罅隙中的信仰

我庆幸着，他们被时代留下了。

20世纪40年代，我的爷爷奶奶出生在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们坚信“劳动最光荣”，在制针厂上班的二老也不例外。慢慢地，公路通起来，汽车普及起来，“大哥大”也被智能手机取代。退休后的他们似乎也不被这个时代所需要，做着一些微不足道的零碎小事。

一个灯泡，一台电视，几只蚊子，便是爷爷数十个夏天的夜晚，搭笔是除田园杂务外爷爷的一项副业。笔盖、笔壳、笔芯成堆地摆在泛着油光的木圆桌上，组装一支只有一分钱。可爷爷似乎还是乐此不疲的。他计较的不是钱，而是闲。农村的晚上不像城镇，有老老亭里的鼓词、跳广场舞的各色队伍、打牌搓麻将的老头们，只有八点的蛙鸣、零星的灯火和早睡的家家户户。搭好的圆珠笔按红蓝两色分装在纸盒子里，等着供应商来收去。多出来的笔便由爷爷乐呵乐呵地坐上半小时的49路公交车送到我们家，跟妈妈说：“这些笔给两个娒写字。”可实际上，它们似乎都是柜子一角的装饰，粗头、难出墨。听着母亲“阿爸，这些笔现在已经没什么人用了”的直言，不知怎的我有些遗憾，也有些愧疚。

奶奶同样也有自己的副业：夹拉链头是一群老太太坐在一间小房子里的营生，一人脚边放一麻袋，一副老虎钳，一手拉链头零件，一坐就是一整天。每次回老家，我不是直奔屋里，而是在拉链头屋窗外找奶奶。“阿奶！”早年被机器震得大耳背的她似乎没有听见我的呼喊，我和母亲一同进去，奶奶便要被“数落”着出来：“你这个劳碌命，叫你别夹了还夹。”“好呐好呐，这次夹完不夹了。”话虽如此，奶奶却还是依然打着几千块的腰背针，夹着几百块的拉链头。

日新月异，斗转星移。信仰始终如一，爷爷奶奶这一辈子至今的劳动都从未停止。我想，他们一点点搭出来、夹起来的不是迂腐，而是在更新快到有些病态的时代罅隙中推开科技发明的忧虑，留下的劳动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