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强劲，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成为强国，更希望提升软实力，在世界文化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这几年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各地，国内国学热前所未有的普及，孝道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12年由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推出“新二十四孝”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我因为喜欢书法、篆刻，喜欢文史、宗教学，对儒家学说中的孝道观多少有些了解，今从篆体“孝”字出发谈谈我对孝文化的认识。

    中国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孝”字：“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属六书中的会意字，从篆体字形看，上面是个“老”的省略字，下面是个“子”字，“孝”形似一个人肩负着另一个老人，意思说人老了需要子女搀扶着行走。最早词书《尔雅•释训》也有注解：“善事父母为孝。”“善事父母”是孝的本义，原只指家庭伦理道德范畴。由孝的本义后来逐渐引申到政治领域，由善事父母扩展到忠君爱国，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意指当善事父母与忠君相冲突时，要服从于忠君。中国的文字是由结绳记事发展到绘画，再由绘画发展到后来的造字六书法的线条文字，小篆“孝”字由两个象形字合成一个会意字，早于篆体的金文中已有不同写法的孝字，可见中国人讲孝是有悠久的历史。

    其实中国人讲孝道的历史从徐复观《新文化-孝的古今之辩》文章看，可追溯到西周时期，他认为“孝道和传子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起源于政治的传子制度。”他认为“因传子是家天下，要政权稳定，首先要有个稳固的家庭。孝便是以父权为中心所渐渐形成的巩固家庭组织、秩序的道德观念。”最早的《诗经》大小雅及周颂中有十几个“孝”字出现，不少以孝为主题的诗歌：“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拍的意思）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苦）劳。”“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周代的礼乐崩坏，孔子为重建封建秩序，修编周礼，将其中原属贵族阶层讲的孝文化引申到一般的民众，成为普通民众必须遵守的道德规则，并将孝道提高到“为仁之本”的高度，成为儒家学说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论语》中有很多阐述孝的文字，再经曾参、子思、孟子发扬光大，《孝经》成为我国古典十三经之一。《孝经》后经无数学者的注解，据估算有400多家，其中包括皇帝有近二十来个，最著名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他还把注释与经文刻在石台上，称《石台孝经》。另有宋太宗把《孝经》刻印后赠送给大臣们，宋高宗书法好，亲自书写《孝经》赠送大臣，清代康乾盛世曾举办过四次千叟宴，仅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为康熙六十寿诞，各省官员护送大批老人进京，直省耆（六十岁老人）民三千余人参加。其实最重视孝道的应该数汉代，汉代除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外，所有皇帝都以孝命名，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等。这类史例很多，不一一例举，从中我们能感受到古代最高统治者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古代统治者对孝道不仅亲力亲为，而且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弘扬孝道，并以法的形式规约不孝者。1958年汉墓出土过两柄鸠杖，鸠杖也称王杖，是皇帝发给老人的优待凭证。“鸠”据说是种吃食不会噎住的鸟，“欲老人吃食不噎”，另说鸠、九同音，九是数中最大数，喻老人健康长寿，还有传说刘邦被项羽追杀，刘邦躲在树丛里，项羽兵马经过时正听见一只鸠鸟在树丛里叫，由此判断树丛中无人，刘邦躲过一劫，从此将鸠看作吉祥鸟，还有其它解说，不赘举，总之大多属意吉祥。以鸠杖作为老人的身份象征和优待凭证的最早出现于西周，《礼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汉高祖建国之初就在全国范围内授予七十岁以上老人王杖（鸠杖），从此以鸠杖敕老人为后世各代皇帝惯例。对于受杖者是退休官吏还是普通百姓，历代学者有争议，上世纪九十年代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的统计数字证明，授王杖者包含普通庶民。1981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王杖诏令册》，内中记录有虐待殴打老人受罚的史例六桩：如汝南郡有个男子王安世殴打持杖老人，被处斩首；另如长安市东乡啬夫田宣、南郡亭长司马护两人均因擅自征召和捆绑、拘留持王杖老人，被处以极刑••••••这是从刑法上保护老人的条例。汉代还有从经济上保障老人的权益法，公元前32年，汉成帝颁布诏令：老年夫妻无儿女供养者，可获准经营酒类生意（盐、铁、酒当时为国营），并免税。《王杖诏令》中规定70岁以上老人可获得皇帝授予的鸠杖，可得六百石俸禄，相当于太史令、郡丞级别。此规定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明确记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于玉杖，哺之糜粥。”在选拔人才方面，孝廉人才可不经考试进入官僚阶层，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取才，其中考试与荐孝廉并举，孝廉即孝子和廉官，规定每地方按人口比例选孝廉为官，一直到魏晋曹丕的九品正中制选才，都将孝廉之人作为重点推选。汉代还有丁忧制，即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丧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除皇帝批准，一律不得违反此制，丁忧制也一直延续后世。相关保护老年人的条文很多，仅上述所记就能看出古代对孝道之重视程度。

    我们再从佛教、基督教与中华孝道文化碰撞的史例来论证中国孝文化之强固根基。

    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盛行阶段，印度传来的佛教以出世为最终目的，僧侣只叩拜佛菩萨而不拜皇帝，僧侣受皇帝召见只以唱诺代叩拜，出家人一旦剃度就算割除世间一切亲情，成为佛门中人，不再侍奉父母。《孝经》记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僧侣剃发、袒胸与古人孝道“不敢毁伤”大相径庭。这种外来宗教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与孝文化格格不入，受到儒家强烈反对，被斥之为无父无母不孝之教。东晋出现了中国高层第一次佛教与中华礼仪的争议，我们摘录一段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第176页（佛法与礼法之争）给予佐证：“佛教的发展，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层，即僧侣阶层。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影响巨大，在东晋已显示出与世俗社会相矛盾的方面。晋成康之世（326-344），中书令庾冰辅政，代晋成帝诏，斥责沙门不向王者致敬是‘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为了统一国家礼制、法度，统一王权，沙门必须尽敬王者。”后经崇尚佛教的尚书令何充与左右仆射等联名上书反对，庾冰的提议未能实施。“东晋末年，太尉桓玄专政，又重申庾冰提议，受到中书令王谧和庐山高僧慧远的反对。及至桓玄篡位成功，又取消了前议。原因是双方作了妥协：佛教主动表示为王权服务，而当时的王权还没有能力统一礼制。”为更好的普及佛教，释道安（公元312-385年）首先确立佛教惟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他告诫门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道安主动承担起佛教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认为“中国的佛教不但为自己的，也是为人的，不但求个人的解脱，更求社会群体的福祉安宁，与此相应，也力求当权者的赞助，与最高统治集团合作。”“这就使佛教原先以个人或众生为本位的学说，转变成了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学说，强化了佛教的政治色彩”，被中国的传统文化所熏洗。后来的庐山慧远及各大宗派，更是吸纳儒家文化，用老庄、易学翻译佛经，成为掺杂了儒家、老庄道家学说的中国式佛教，至南宗禅确立为佛教正统地位，印度佛教才最终完成了中国化进程。到了宋代忠君爱国成为佛教的主流，更将佛教仪轨与中国祭祖相结合，出现了寺院里的水陆道场。我们现在熟知的《目连救母》等佛教曲目，其实都是佛教为迎合中国孝文化而编造的，在印度的佛经中是绝无此类孝道故事的。

    基督教在清代初期大量传入我国，这期间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的祭祖祭孔的孝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以下我们均采用任继愈总主编的《基督教史》（中国礼仪之争与清朝后期的禁教政策）一章内容予以证明。

礼仪之争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关于中国礼仪的一场争论，其实质是天主教应否适应中国文化。这场争论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引起了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的正面冲突。这场争论传至欧洲，在各国引发了一场空前的辩论，巴黎大学先后举行30次会议。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祭祖祭孔礼俗有没有宗教意义？教徒能否保持这种习俗？早先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认为没有宗教成分，只是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正是因为利玛窦能融通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深得皇帝信任，耶稣会也在那段时期得以迅速发展。多明我会士则认为这是对异教徒的妥协，上报教廷，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下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1693年，在福建传教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主教颜珰发布禁令，不许教徒称造物主为上帝、天，只可称天主。教堂内不能挂敬天匾额，禁止教徒祭祖祭孔。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上谕，再次严禁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并派特使铎罗到京，康熙向铎罗解释祭祖祭孔的意义。铎罗不敢当面顶撞，离京抵达南京时发布克雷芒十一世的禁令，触怒康熙，将铎罗押解到澳门拘禁，并下令凡想在中国传教的人必须向内务府领取永居票。1715年，克雷芒十一世再发通谕重申前禁，康熙大为震怒，1715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后又经过多次较量，天主教不得不于1939年最后撤销一切中国礼仪的禁令。天主教与中国的礼仪之争持续了近百年，这场争论以天主教失败告终，天主教从此在中国渐趋衰落，尤其是知识分子再难入教，因读书人必须敬拜孔子，不祭祖祭孔被视为大孽不道。佛教的兴起得益于中国文人的译经传道，天主教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它在中国的处境是可想见的。

    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是宗教的性质决定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基督教与集团生活）一文中指出：“•••••似此一面其内部结合既极其坚实，一面对外行动又极其激烈，团体精神自尔达于高度。排他既强，被排亦烈，到处不能为人所容；而遭受残杀之结果，则使他们自身团结更形坚强。”基督教史所记载的中古欧洲历次残酷血腥的战争最能证明梁先生的这一观点。而强盛的基督教和佛教在华夏大地终究不敌中国的传统文化，难怪梁漱溟在《宗教在中国》一文中断言：“然试问：这些宗教进来，谁曾影响到孔子位置，非独夺取中心地位谈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对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无冲突，或且精神一致。结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们成了帮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