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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保圣寺已经不复存在，里面著名的四方宝塔却高高耸立，成为高淳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关于四方宝塔的建造年代，相传是三国吴赤乌二年（239年）。它是孙权为其母80岁寿辰时建造的一座砖木结构的塔，一作祝寿，二为镇邪。《高淳县志》里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1700多年前，高淳濒丹阳大泽，东吴大将周瑜常驻境内督水师操练于湖上。孙权母亲有时也在小乔的陪同下来高淳游玩。　　
　　当时高淳东门外有一仙人洞，洞中住一许氏道君，因看破红尘，独自修炼，求入仙之术，并在洞前栽上各种奇花异草，将洞取名“许仙洞”。　　
　　某年腊月初七，纷纷扬扬下了一场大雪。次日清晨，许见洞内菊花仍惹人喜爱，洞外却一片银白世界。洞前梅花盛开，吐放清香。此刻不觉心血来潮，煮上一锅“腊八粥”，暖上一壶“百花酒”，邀来淳溪镇姓陈名亦君的好友对酒弈棋，作诗取乐。酒至七分，许对陈说：“敝处花草园胜似仙境，看来对先生有无限乐趣，不知先生将如何谢我？”亦君此时正醉意上升，便愤愤回道：“此花草园并非你一人所有，明日我要改名陈仙洞”。这样，你一言他一语，不觉弄假成真，双方动手动脚，道君抓起酒壶将亦君打伤。陈道一声“县里不会府里会”，即拂袖而去。亦君满腔怒气，径投县府而去。因酒醉路滑，一头撞在孙母外出赏景的座轿上，孙母揭帘探身一看是个醉汉，便喝令随从将陈捆绑。亦君经这一吓，酒化作冷汗，醉意全消，觉察这老妇来头不小，忙低头认罪，变得彬彬有礼，词语文雅。孙母细看是一位文人，便询问其故，并令其作向导，直奔许仙洞赏景。再道亦君走后，道君独饮闷酒，不觉酩酊大醉，便关上园门进洞休息。孙母乘轿由于路窄坡滑，行动缓慢，亦君先到一步，见花园门紧闭，便大声吆喝，令道君快滚出来迎接。道君见门外亦君单身，后随一帮人。心想定是来报复的，便一手开门，一手操起撑门杠，朝亦君打去。亦君被打昏在地，适逢孙母赶到，喝令“拿下此畜牲”。道君听众随从高呼“国太”和“遵命”之声，“啊”的一声昏倒于地。随从们看到许已昏厥过去，怕孙母受惊，即转身将她扶入洞中休息片刻，尔后又观赏了一番园景，并挖了些奇异花草，离别时已黄昏辰光。而倒在道旁之二君，早被孙母遗忘。　　
　　传说，许陈二君因死得无辜，幽灵不散，常在孙母梦中出现，喊冤告状，哭诉争辩，吓得孙母精神恍惚，食寝不安，只得要求儿子设法解难。孙权哪改违拗，即命周瑜代办，周瑜奉命选择孙母80寿辰之日，邀风水先生在高淳东门外看准地基，于赤乌二年（239年）建砖木结构四方宝塔一座，一作祝寿，二为镇邪。

四方宝塔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或修）。关于四方宝塔的确切建造年代，同治十年高淳知县杨福鼎《重修保圣寺宝塔碑记》说“淳溪龙城寺之有宝塔也，相传为唐时所建。”初步认为塔与寺同建于唐，不过，“相传”两字显出不确定性。旧《高淳县志》说“宋绍兴四年刘川修”，“修”字表明旧有塔。《文化高淳》杂志2008年第四期刊载了刘建军先生结合县志、家谱及实物考证而成的一篇文章《四方宝塔之谜》，以详实的资料证明四方宝塔是宋建炎二年到宋绍兴三年砖墙茅城人刘川新造的一座佛塔，并非重修之塔。

这里我补充一个新发现的资料，或许可以证明北宋时期保圣寺里即有宝塔耸立。

《金陵诗征》收录高淳甘氏先人、上舍生甘文政五律一首：

游龙城寺赠普训

闲中思衲友，曳杖辄相寻。

兴废关何事，浮沉惜此心，

柏阴遮塔密，雨气入钟深。

剔藓碑堪读，茫茫岁月侵。

颈联里有句“柏阴遮塔密”，龙城寺里的古柏是很出名的，史有记载，古柏遮塔，同时也说明甘文政时龙城寺里就已经有一座宝塔，那么，诗歌里的宝塔与刘川所建的宝塔是什么关系呢？

《金陵诗征》有对甘文政的简单介绍：“文政，字从甫，溧水人，上舍生，好读书，不乐仕进，嘉祐三年修保圣寺，镌名柱础，以为习静之区……”

这段文字应该录自旧《高淳县志》。县志记载，南宋理宗时人胡应发《保圣寺记》：“嘉祐三年，寺僧奉新复撤其旧而新之，时又有檀越甘文政启大愿力，糜金巨万，用相厥成……”“时又有檀越甘文政”里这个“时”字，说明甘文政也参与了嘉祐三年的寺庙建设。

那么，甘文政是否是嘉祐年间的人呢？查光绪十年的《甘氏宗谱》，上载高淳甘氏始祖甘纂五系北宋建隆三年（宋太祖年号，962年）从丹阳迁居高淳大封圩南。这个时间是否真实呢？旧时家谱在纂修中往往“拉家身”，攀附名人，为人诟病，《甘氏家谱》特意在《始祖记》里强调了他们的始祖并非如大多数家谱一样，说是随宋高宗南渡而来，《甘氏家谱》只“据其实可核者，自宋建隆三年由丹阳徙居大封圩南”。我们另试想，甘氏始祖甘纂五也并非名人，甘氏怎么会随便挂靠这个普通人？唯一的可能是，甘纂五的确是他们的始祖，也的确是建隆三年到高淳的。而甘文政是甘纂五的孙子，因此据此可以推测甘文政应该是北宋中期的人，大致在宋仁宗时期，“嘉祐”正是宋仁宗的时期的年号。

甘文政诗《游龙城寺赠普训》提到了“普训”这名僧人，过了近200年，至淳祐己巳年，县志上又记载了一个叫“普训”的僧人，说他建了保圣寺法堂，此“普训”自然就非彼“普训”了。

    甘文政生活的年代确认了，那么，据甘文政《游龙城寺赠普训》诗看，刘川建塔前，龙城寺必定已有一塔，或许至南宋时已经损毁，刘川在原址重新奠基再建，或者在附近另址修建。甘文政时候的塔是否也是“四方宝塔”，既无文献记载，又无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但保圣寺有塔的历史至少必须往前推至宋仁宗时期。至于说四方宝塔系孙权所建，似乎尚无可信的历史资料能够证明。

高淳四方宝塔为什么会成为“高淳四宝”之一？高淳人为什么历代都重视四方宝塔的修缮？其最初的原因是崇佛的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塔为形家所看重，逐渐有了风水上的重要意义。高淳的四方宝塔自明中后期以后越来越被认为与高淳文脉休戚相关。

高淳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北宋末年，北方移民随宋室大量南迁，有一批世家大族在高淳定居，高淳的文化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涌现出一批名人名门，如茅城刘氏家族、茅城“吴门三进士”、南塘魏良臣家族等。明初建文之难，时任兵部尚书的高淳人齐泰被杀，甘霖也遇害，震动朝野，整个高淳以读书为忌，不闻读书声五十多年，文化衰落。至嘉靖年间，齐泰平反以后，高淳文化才渐渐有了起色，到明后期，出现了“韩门三进士”、魏成忠、黄秉石、邢昉等一批地方著名文人。但是，由于正德七年，朝廷加高东坝三丈，洪水不复东流，高淳被淹没良田10万亩，而朝廷却不减赋税，老百姓逐渐困顿，逃荒流离，极大地破坏了高淳文化的发展，高淳文化从此一蹶不振。后虽经地方人士多方谋划，终究不能提振地方文气。于是，地方文人与老百姓都把眼光投向了风水，认为四方宝塔是高淳的一个“笔峰”，凡将四方宝塔修缮一新的时期，地方上都出了名人、进士。明末士绅徐一范为此于旧址“增筑廊基，围广二百尺，仍七级，复高其尖丈许。”清道光年间，知县许心源创建学山书院，地方士绅一起请求修四方宝塔，理由是“夫浮屠之建，说者以为一邑之笔峰”。许心源顺应民心，用建书院的余款修缮了四方宝塔。他描绘修缮后的四方宝塔：“近而玩之，若玉簪之拔地也；远而眺之，若健笔之凌云也。有志之士其可不各怀奋勉也哉？”

同治十年，知县杨福鼎又修四方宝塔，他在《重修保圣寺宝塔碑记》里说：“邑之父老咸谓每一兴修，即有文人学士应运而出，相与登科第取青紫，为一邑增光者。”“余转念黉宫已建，课士尚勤，而庚子秋闱邑人仍无一捷于乡者，或因此典有阙，以致笔锋未利，亦未可知。爰与方正陈绅嘉德等会商筹办，就明伦堂劝捐之便，带捐修塔之资，……”

杨福鼎修四方宝塔的目的还是提振文脉，与佛教没有多大关系。

之后，高淳士绅刘芬、吴寿恭又在学山的巽位、小甘村文昌阁旧址建文星塔一座，光绪十四年建成，计七级，高七丈多，以和四方宝塔形成笔架之势，后称“双塔”。

有趣的是，山乡士绅张桂林等为避免文运独落圩乡，于光绪十三年，在顾陇大山顶上抢建了一座文峰塔。

古人修塔的原因，虽然近似荒诞，但旧时高淳人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不能不让我们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