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食品安全问题 –- 农业的经济学分析
　　
　　资本的思路 -- 引导农产品价格
　　
　　1980年代开始，我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1970年代的时候，到了冬天，家里主要就是吃土豆、萝卜、白菜。 1980年代之后，我父亲每周都要去卖肉，那么猪肉成为我对当时家里吃饭记忆的“主旋律”。后来，冬天除了土豆萝卜白菜之外，也逐渐吃到一些“反季节蔬菜”。 2010年，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过了个压力很大的春节。猪肉的价格保持平稳，没有涨起来，但是曾经是人们的基本生活菜白菜的价格却涨起来了。 我的家乡白菜1斤2元人民币。我嫂子的妹妹买了4棵不大的白菜，花了将近30元。这个价格比北京一点都不便宜，而对于收入非常低的老工业基地的人们来说，不仅仅是极大的心理压力，更变成了人们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我嫂子父母面对昂贵的菜价，只能在他们几个女儿年初二回家的时候，尽量简单做点东西吃了。问题在于，当白菜都2元1斤的时候，广大的中低收入平民们还能怎么样节衣缩食呢？ 感觉到价格压力的不仅是平民，还有一些富人。我哥的一位朋友在国内是老板，到了加拿大以后感觉非常不适应，觉得自己的能力找不到用武之地。 最近回到我们家乡后，感觉到更加不适应。他说在加拿大买50加元的东西，手里就已经重的基本上拎不动了；而这次回国，花400元人民币买东西，手里感觉还是很轻，买不到什么。当北方的人们因为吃饭发愁的时候，海南这块“热土”有了新的新闻，海南的帐篷住一晚上据说都980元人民币，一个疯狂的价格又出现了。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需求弹性。 那么，什么是需求弹性呢？比如说，液晶电视机价格本来是5000元，结果降价20%，结果销量增加了100%，因为人们看见降价了，都想买。如果电视机价格重新上涨，那么人们就会开始观望，等价格下降之后再买。这就是人们对价格敏感，价格的涨跌决定人们的购买行为，也就是具有很高的价格弹性。当人们春节回家的时候，平常只有300-400元的机票，到了春运的时候就可以卖到1000多元，大家仍然在以1000多元的价格购买。而到了年初一，价格又回到400元，但是购买的人仍然很少，坐飞机的人仍然也很少。等初六初七，价格又回到900-1000多元，人们仍然还在“踊跃”购买。那么，这就是人们对春运的机票价格不敏感，因此出现春运机票价格疯涨、火车票（加上票贩子的手续费）价格疯涨、长途汽车票价格疯涨，人们仍然在大量购买，反映出基本上没有价格弹性的特点。
　　
　　谷贱伤农，菜贵伤民。 粮食属于价格弹性很低的商品品种。 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有100个馒头，一个馒头卖10元钱。这时候，卖家少了，只有90个馒头卖，结果价格就涨到了20元，这说明人们就是再贵，也得买馒头吃。而如果市场上有了110个馒头，结果价格马上降到了5元，因为人们不论价格再便宜，也是吃那么多馒头，所以缺乏价格弹性。在这里，我们关心的真正并不是“价格弹性”这个词，而是价格弹性所反映出来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当馒头价格涨到1个20元的时候，对于富人来说并无所谓，但是大多数生活费用比较的平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受到伤害；而当馒头价格从10元跌到5元的时候，大多数人们并不太感觉到降价的好处，但是广大的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受到伤害。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增加或者减少10%的供应量，价格就能差好几倍。
　　
　　粮食作为价格弹性低的商品，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价格的“大起大落”。比如说，世界粮食产量减产10%-20%，就可能就造成粮价暴涨50%，有时候甚至可能达到100%。在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出现相当明显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么，如果粮食增产10%-20%，就可能造成粮价暴跌50%，造成农民的严重损失。那么，农民严重损失之后，就会引发大量农民破产，社会经济也会受到严重冲击。而农民在亏钱之后，就会停止种植某种作物，为新的一轮价格暴涨创造了条件。 比如说，有一段时间由于国际食糖碰到大丰收的状况。结果，纽约期交所食糖交易价格，每磅才几美分，还不到包装运输价格。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段时间，结果世界糖农纷纷砍掉甘蔗，不再进行甘蔗的生产。 结果，在不久之后，其价格就暴涨到60多美分，价格暴涨十几倍。而糖价上涨又带动了食品等相关行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导致了当时通货膨胀率上升的情况。也就是说，就连一个小小的食糖价格涨跌都会引发通货膨胀，那么像谷物、猪肉的价格涨跌，更是在显著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2007年，猪肉价格暴涨，整体价格上涨1倍多。 涨价的的结果是，很多人吃肉都觉得是个负担，不少地方开始出现用豆腐替代猪肉的现象。猪肉涨价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因为猪肉涨价不仅仅意味着人们吃肉的负担加大，还引发一系列其它价格上涨的连锁反应。于是，zf开始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一方面，国家加大猪肉进口数量，缓解社会民众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力鼓励农民们养猪，给养猪户优惠政策，并且给农民们计算高猪肉价格下，农民养猪能够获得的利润。结果，大量农民开始纷纷投入养猪的“大好事业”上。不仅如此，连网易的丁磊都建立了“养猪团队”，要在“养猪事业”上大作一场，实现“现代农业”的宏图伟业。中央电视台还多次播报了一位农村来的大学生，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自主创业”盖猪舍养猪的故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量农民开始大量投入，准备养猪。 养猪需要盖猪舍，于是人们为了给猪“盖房子”而大兴土木。花了很多钱的猪舍盖好了，农民们还需要买猪仔。 而猪仔的价格在大量的需求下，也居高不下。另外，在当时国际粮油价格全面上涨的情况下，猪饲料的价格同样水涨船高。 而养猪是又脏又累的苦差事，还需要相应的技术和经验。结果，在农民们开始投入养猪一年多后，猪肉价格快速滑落，比最初的高价跌去一半还多。大多数在“养猪热潮”中开始养猪的农民散养户，在大量投入和辛辛苦苦劳作近一年的结果是，损失惨重，甚至血本无归。
　　
　　有记者在报道猪肉价格暴涨暴跌的时候，说养猪就像炒股，甚至比炒股的风险还大。实际上，这反映出媒体对农业和粮食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或者说认识。 农业产品因为缺乏价格弹性，价格的暴涨暴跌很容易形成。在所有农产品中，猪肉的价格波动还不算很大的，小品种的经济作物价格波动更是剧烈。 2009年下半年，伴随着甲流的蔓延，也出现了炒八角、炒大蒜、炒辣椒的“价格炒作风”。 其中，“炒”大蒜的情况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一则新闻说，浙江和山西煤老板炒大蒜，导致大蒜价格上涨数十倍。 这个新闻被多家网站转载，形成了强大的新闻力量。而很多网友在回复中，要求严惩“炒作”大蒜价格的商人，而且形成了对于浙江商人的地域性攻击、对煤老板的行业性攻击。但是，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之下，新闻内容是什么呢？ 而且，这个“数十倍”的价格上涨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但实际上，大蒜价格并没有发生特别的价格翻多少倍的暴涨。 而所谓的大蒜价格暴涨，是因为前一年“蒜贱伤农”，导致蒜农大量减少种植。如果人们认真读这则新闻的时候，才发现其内容跟标题不符。根据中国大蒜网公布的统计数字：2007年全国各地共计种植大蒜1010万亩，2008年“蒜乡”金乡县入库大蒜158万吨。在2008年，大蒜价格到了一个几乎不值钱的价格。在这个价格上，蒜农可以说是血本无归。到2008年，赔怕了的蒜农们大量减少种植大蒜的面积，结果种植面积下降将近一半，降到555.5万亩。相应的，金乡县入库的大蒜量也只有近100万吨，下降幅度非常明显。而且，储存大蒜的中间商也在承受巨大的风险，因为即使到了2009年年中，大蒜的价格仍然非常低迷。在广州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白皮大蒜批发价在6月份的时候，也才1元/公斤，北京年初最低价格才0.8元/公斤。而后来大蒜价格的上涨，广州也涨到8.2元/公斤，长了8倍多，北京大蒜的批发价达到8元/公斤，是年初最低时期的10倍。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价格的翻倍暴涨，是以蒜农和进行大蒜储存和运输的中间商“血本无归”的价格为基数，进行的倍乘，而不是蒜农和中间商都有合理利润的价格状况下，进行的价格倍乘。另外，大蒜价格暴涨好吗？ 答案是确定的。 因为，它提升了整个中国的福利。 根据新闻上提供的数据， 8月份，同比出口数量下降22.0%，但金额却增长70.0%，平均单价增长117.9%，呈现量跌价升的态势。“去年，中国大蒜出口价格在每市斤一毛多钱，国外客商‘欣然’接受；今年，每市斤出口价格超过4元钱，他们还只能接受。” 也就是说，这个数十倍价格的暴涨是卖给外商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好吗？不应该暴涨数十倍吗？
　　
　　实际上，炒作的经常不是农产品，而是新闻。现在很多的新闻媒体，在报道农产品的时候，并不把它当做是关乎广大农民福利和广大民众福利的农产品，而是吸引眼球、吸引点击率的宣传炒作工具。比如说，有几个搬运工，通过炒蒜成为百万富翁，被看作是发财致富的一个榜样。 这样的新闻有什么价值？但是，就是这样的新闻到处被转载；而大蒜价格暴涨之前的低价，低价导致无数农民血本无归的情形，新闻媒体却漠不关心。我们经常会看到，有的地方种植某种作物，都是因为最初这种作物的行情好，产品价格高，所以大家都是以“一窝蜂”的方式来种植。结果，当大家“一窝蜂”地进行种植的时候，却发现这种作物却因为缺乏价格弹性，所以变得几乎“一文不值”。所以，很多农民只能让这种作物烂在地里，因为这样的产品售价就连收获和运输的费用都打不平，那么谁还会进行收割。而不收割的意思是，农民一年辛辛苦苦耕作，进行的大量投入全都白费了。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因为缺乏相关的信息知识，从事农业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富，而是变得更穷。
　　
　　在农民变穷的过程中，新闻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猪肉涨价和降价为例，我们分析一下新闻媒体的作用。当猪肉涨价的时候，人们会不知道猪肉涨价吗？ 人们难到自己没有眼睛、没有耳朵，自己不会估算养猪的利润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中“无形的手”必然要通过更多的人养猪，供应增加和需求减少，对猪肉价格进行自我调节。另外，由于猪肉价格缺乏价格弹性，所以一旦养猪数量必需适度增长，如果人们参与养猪的数量过多，会导致猪肉价格大幅下跌。所以，在这个时候，zf应该开始监控养猪的数量，及时提醒人们要降低养猪的热情，减少人们进入养猪行业的冲动。那么，新闻媒体也应当忽悠人们要冷静看待猪肉价格上涨。因为，猪肉价格上涨可能是一时的，如果人们盲目跟风，那么会在自己的猪肉开始出栏的时候，面临价格的惨烈下跌。但是，zf却采取了相反的方式，不是呼吁人们理性看待猪肉供求，降低人们进入养猪业的欲望，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鼓励性语言和鼓励性政策，加剧了人们“一窝蜂”进行养猪业的行为。同时，新闻媒体给人们养猪的热情“火上浇油”，通过大量宣传一些特殊的“榜样”个案，更加刺激人们的养猪欲望，让人们“砸锅卖铁”也去养猪。结果呢？ 新闻媒体调查过，有多少户农户因为盲目进入养猪业而导致血本无归的状况吗？
　　
　　那么，为什么国家要鼓励人们大量养猪呢？ 在欧美，各国制定严格的农产品产销计划。通过系统而严格的产销计划，各国掌控本国农业的产销情况。 那么，为什么欧美各国要制定严格的产销计划呢？ 说到底是为了钱。国家资本在大量地为农民进行补贴。做一个虚拟的例子，如果美国的国家资本跟农民们订了合同，如果农民生产100万头猪，重量为每头猪300斤，那么国家资本为每头猪补贴50美元。那么，国家绝对不会鼓励农民多养猪，而农民也不会超额太多。因为，除了价格非常高的一些时候，没有补贴的猪肉在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农民就得赔钱。当农民把猪刚好养到300斤的时候，就会赶快送到屠宰场，一方面拿到国家的补贴，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亏钱。那么，这个100万头猪和每头300斤的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呢？ 是国家经过系统的测算，对生产和需求状况进行预估的数字。那么，如果测算跟实际差别很大，结果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如果测算误差很大的话，或者导致猪肉价格暴跌，国家就得大量追加对农民的补贴，导致财政赤字；如果猪肉价格暴涨，农民不仅赚了国家的补贴，而且赚了猪肉的价格，同时大量的纳税人作为消费者，不仅承担了猪肉价格上涨，而且还要承担对农民的价格补贴，那么纳税人就会非常不满，导致参众两院对总统和管理团队的问责。所以，美国通过与农民制定农牧产品生产数量合同，并且制定最低保护限价，对农民进行有限度补贴。通过这样的方式，国家资本既能够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够花最少的钱，降低纳税人的负担。
　　
　　而在中国，国家是有很强的利益动机，鼓励农民养猪，或者号召农民种植某些经济作物。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等一些税费，而且国家也进行一些政策补贴，但是国家从农业上的收入，还是要高于支出的。所以，国家为了增加收入，也愿意鼓励农民养猪。比如说，在欧美日等国农民养猪是能够获得综合农业补贴的，也就是说农民养猪要从国家资本获得钱。 而在中国，农民养猪是要缴纳各种费用的。所以，欧美日等国会通过系统的计划，限制农民养猪的数量，保持市场价格稳定，减少国家资本补贴的数量；而中国则在猪肉价格暴涨的情况下，通过大量的宣传，刺激更多的农民去养猪。农民养猪盖猪舍，刺激了水泥等建筑材料的消费。农民购买饲料，刺激了饲料行业的发展，也就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而农民在养猪的过程中，会遇到大量的税费。根据《海南日报》的消息，据海南省农业厅调查，海南省征收生猪生产和屠宰环节税费共有国税、地税、工商、环保、畜牧、食品等6个部门，设定的税费收取项目有12项，平均每头猪的税费总额约为69.5元-73.5元。国税部门征收生猪屠宰销售增值税20元/头-21元/头；地税部门征收生猪屠宰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附加税分别为9元/头、0.3元/头和0.6元/头；工商部门收取集贸市场管理费和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分别为6.4元/头、3.2元/头（乡镇则只收6.4元/头）；环保部门收取的生猪屠宰废水排污费2元/头；畜牧部门在生猪屠宰环节收取的产品检疫费为5.5元/头，在生猪生产环节中分别收取“合作统筹防疫费”和“产地检疫费”分别为2.5元/头和2元/头;食品部门收取生猪屠宰设施服务费和生猪存栏保管费，械化屠宰服务费为18元/头，手工屠宰服务费收取15元/头，存栏保管费为3元/头。省农业厅调查组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乱收费或者收费标准不一，票据不规范的现象。那么，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报道中读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乱收费……”的含义。
　　
　　可以说，因为农民们因为不了解市场状况，在一次次地因为“一窝蜂”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因为“谷贱伤农”而导致损失惨重。大的方面，从三聚氰胺导致大量奶农损失惨重和大量养猪散户因为猪肉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之外，每年新闻都能够看到不同地区的农户因为某种农产品价格暴跌，导致损失惨重或者血本无归。也就是说，不论农民们种植多么努力、种植技术多么高超，都会因为信息不灵，结果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打了水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本来应该通过进行大量的国家资本投资，引导和约束农民们的种植行为，防止“一窝蜂”的情形出现，保障农民们的基本收入。但是，国家似乎没有为农业进行大量国家资本投资的动力，所以农民们只能一次次经历血本无归的过程。另外，国家大力进行家电下乡、建材下乡，希望赚农民们的钱。 但是，这种刺激农民消费的行为，只是让农民从穷困走向更加穷困。因为，农民缺乏的不是消费的动机，因为农民们是消费欲望非常强的群体；农民们缺乏的是赚钱的技能，而首先缺乏的是对市场的判别。就这点来说，农业信息化下乡，让农民更多地了解市场，比家电和建材下乡更加有意义。
　　
　　那么，欧美日国家的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如何对市场进行预测？ 如何通过预测对农民进行指导呢？ 我们能够借鉴到哪些内容？如何通过参与“现代农业”而促进社会稳定，提升农民的福利和广大中低收入平民的福利，并且商业资本也能够获利呢？ 下面我们就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