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

作者：刘慧英
http://s4/bmiddle/b70b48f7gd328e5b40db3&690(作者：刘慧英)" TITLE="《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摘抄 (作者：刘慧英)" />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随着人道主义思潮的扩展与深化，男女平等成为通向女性解放所必须超越的站牌，女性自主意识的重新唤起和发扬就成为一种强大的呼声。


     男人要求于女人的色相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男人必须强大，他是女人依赖和获取希望的源泉，这铸就了千百年来的男人形象，并因此而使许多男人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也不断制造着女人的期盼和失望，女人的职责则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贤惠、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温柔，美丽，善良，纯洁等等是理想和完满的女性形象普遍具备的特征，作为其对立面的则是强蛮的悍妇、可怖的巫婆和淫秽的荡妇等。这种传统的女性性别角色一方面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长存于人类的历史之中，使之逐渐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


     才貌是青年男女互相吸引和爱慕的关键，这是演沿袭了几千年直至今日仍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心理。这种表面的“相映”和“相兼”潜在着一种极不平等的男女关系：它直接将外在的美貌作为衡量女性自身价值的一个重要砝码，作为女子取得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根本性条件。

     将女人的容貌作为取悦男人的本钱自然是为封建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性质所决定的。在那样的社会里年轻女性除色相外一无自身价值可言，绝大多数女人都不过是依附于男人、供男人驱使作乐的玩物，即使是相濡以沫的妻子也不不例外，一旦“色衰”，便难免被休弃的命运。

     中国男人对女性的这种追求与要求女性贞洁是并行的，同样体现了一种占有欲——希望女性在身心上皆为稚嫩的，没有任何人生阅历，不具备自我性和独立性，从而能更顺从地被驱使和驾驭。

     在封建文化结构中女人无主体性可言，幼年时是其父亲的女儿，一迈入豆蔻年华便得被寻觅夫家，出嫁后她便只具有别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从姓氏到身心都系于丈夫的掌心内，她的一生是生存在一系列男人庇护下的名分之中——为女为妻为母。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因为，婚姻是否幸福是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

     中国有句谚语“绣花枕头一包草,，这似乎用来比喻那些长相漂亮而腹内空空的年轻女子。凌淑华的“绣枕”却不然，她们既有良好深厚的传统文化教养，又不乏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种种限定和要求。她们待字闺中时—一如那对绣枕一般典雅、精美、娇艳。这一切似乎都保证着她们作为“物”的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

     在此之前女人在容貌、举止、文化上的种种修饰和修养都是为了那一刻——奉献给她的男人而准备的；在此之后，女人便将终身厮守和依靠这个男人，并为他哺育后代，管理家务，孝敬公婆……因为封建礼教下的婚礼实质上是将女人作为一件祭品隆重地奉献在“菲勒斯”（phallus）中心的祭坛上，并由男人直接检阅和检验她们。这是女人最辉煌最荣耀的“巅峰”时刻，女人的荣耀和喜悦是一种“物”的被归属了的欣慰和慰帖。就在父权将闺秀们交给某个男人以后，女人的被检阅、被检验、被使用便开始了。她们遭受蹂躏，践踏。唾弃也便指日可待了。

     在此，凌淑华创造了一种“绣枕”意识：女人即使表面装潢得再精致，或内里填塞得再充足——本人富有良好的教养和高雅的修养，娘家具有殷实的财富和强盛的权势，只要尚处于男权文化框架之内，都无可避免地遭受来自男权势力和观念的压迫和歧视——女人永远是男人眼中或手中的一件物品。这是一种凝聚了几千年女性经验的历史意识。

     她们对“爱”的憧憬和想象都有着极为相近和相仿的狭隘——寻找可靠的丈夫，建立稳固的家庭，然后以募集抱我的形式生存到底，不管丈夫情感变异与否，是生离抑或死别，都将终身不渝地忠实和坚守对他的“爱”。这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和男权观念统治下女性心灵的一种奴化。

     但她们却有着一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在对同一个男人的痴爱中既看不到他的任何弱点，也不尊重自身价值和人格。我们暂且将她们这种一往情深的坚贞不渝称作为 “愚爱”。这种男权主义价值尺度下的“愚爱”与封建专制下臣民对君主的“愚忠”一样，是不计对象的优劣、错对，不问自身命运前景的悲喜，更不着眼自身的尊严和人格。一句话，没有理性价值判断，而只是一味的“忠”，一味的“爱”。这种愚爱可以说是对愚忠内涵的直接沿袭，它是一种以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无性的爱。封建伦理纲常要求臣民绝对效忠于君王，苏叔阳和张贤亮等人的作品中仍然隐藏着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只不过在他们心目中，君王已为“祖国”“政党” “主义”这样一些至高无上的概念所代替。


    “菲勒斯中心”话语的特征之一就是编造一个男人天经地义地统治，驾驭、穿梭、玩弄一群女人这样一种天荒地老的故事。《故土》《习惯死亡》《废都》等等在此时或彼时引起过强烈轰动那个的性爱故事无不是对“菲勒斯中心”秩序和权力的一种幻化了的写作，无不是深深扎根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情感宣泄。

     由于长期的文化禁锢和禁欲主义的泛滥，成长于1949年前后，成名于1976年以后文坛复兴的那一代作家中大多数人难以走出“菲勒斯中心”话语的缠绕，虽然他们中不少人在性经验和性行为方面的权益曾被剥夺殆尽，他们在性意识和性经历方面没有几多宽广的幻想天地，而他们从小被灌输的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则直接来自于“菲勒斯中心”意识，他们头脑中的男权意识之丰厚和坚固往往令人惊讶，这与他们在性幻想方面的贫乏和轻浮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他们笔下，男人永远是强大，雄伟的象征，而女人则永远是天生丽质、柔弱的代名词，随时等待着男性的抚爱，摆弄和宠幸。而想象往往与现实成反比，他们笔下的男人越是被塑造得雄姿勃勃，则越说明随着男权世界的土崩瓦解，这种男人形象或处境之荒诞可笑；他们笔下的女人越是被涂抹得“浓妆艳丽”，则约说明“菲勒斯中心”绳之以女性的种种准则的虚妄滑稽。


    女性不能正视自己的性别。不能直面以往那漫长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女性历史，不能执著于对女性终极关怀的关怀，这恰恰表明在许多女性心灵深处对自身性别的自卑及回避，而表层行为上往往相反，表现出某种他们对自身性别的“超越”——选择以往女性不能胜任的职业，培养自己对女性生活领域以外的兴趣；表现在女性作家的写作中，则是许多人有意选择了与女性无关的题材，即使是长期关注妇女问题的女作家，在写出一篇或几篇颇有新意的关于女性题材的作品后，也势必要转向更为 “广阔”、更为“多姿多彩”的主题和故事领域、隐匿自我乃至女性群体，以表明自己的性别“超越”，表明女作家不是一味关注女性，她不仅是在“超越”自身性别，也是在“超越”时代。历史和现状。

     在审视我们民族对性的羞辱感时，我沉重地发现这首先源于男权文化赋予女性的羞耻和卑贱，因为对女性的敌意和鄙视才导致了性的意义的沦丧、对性的回避和偏见乃至扭曲。在人类有关性的知识和论述方面，我们能够最集中最深邃地窥见到女性遭受男权文化全面排斥和歧视的程度；一方面传统的正经高雅的文本绝对拒斥与性或女性所指意外的有关种种话语，这里固然存在着对人欲的掩盖和扼杀，但更多的是一种对女性莫名的恐惧与拒斥；另一方面，广大底层民间存在着大量的历史悠久的用来诅咒和屈辱人格最为淫秽、肮脏和恶毒的直指女性生殖器的语言符号，这里固然有传统观念对家族血缘纯正的绝对重视，同时更显现了女性作为“物”在人类话语中受到的最为普遍和严重的凌辱、践踏和伤害。


     女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应确立起拯救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应该看到男权社会不仅存在着男女差异，还存在着贫富悬殊、种族歧视、强权政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等等人性堕落和异化现象。争取女性的彻底解放本质上与消灭阶级压迫、种族歧视、反对专制统治以及呼唤人性复归相一致，它们在本质上都是要唤醒人类的爱心、理性和良知，使文明社会趋于更为人性和人情化。


    女性几千年受压迫和压抑的历史实际上是人类文化充满耻辱 ——人性出现极大偏差的一部堕落史。


     英国两位人类学家秀莉•阿登纳提出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女人构成了一个失声的集团，其文化和现实生活圈子同（男性）主宰集团的圈子重合，却又不完全被后者所包容。这两个集团是两个相交的圆，失声集团的圆大部分都在主宰集团的圆的范围内，同时还有一个月牙形的边缘则处于主宰域之外，被称作“野地”。与之相应的，在主宰域内也有一片女子不可企及的地域，按人类文化学的观点，哪怕女人从来没见过男的那篇月牙地，也知道它的情形，因为它已成为传奇的主题了。而男人却布了解“野地”。我觉得这两位人类学家将女性那片从未被正统文化正视过的生活和文化圈比喻为“野地”是一个再确切不过的象征了。这里既荒芜而又充满生机，既广阔无垠（从更公正的角度按）由狭小局促（以男权价值尺度来衡量）几千年来它一直是一片被漠视了的“放逐”制地。

     人工授精、堕胎等等与自然母性的传统意义格格不入，甚至使女性的自然母性趋于消失，女人不再是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象征，她有权利和自由选择是否承担这一角色，女性自然母性的消失与男人替代女人参与家务劳动以及更改父爱的内容，构成了男女两性特征的互相转化，虽然这仅仅是这种转化的某些方面，但它强烈地意味着固执的传统偏见已经开始瓦解，人类正朝着更为理想和更为自由的方向走去。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女性与男人一同参与种种，许多传统的女性角色内容已经被更改和取消了，这在许多方面显示了女性最为人的意义和价值，显示了人解放自身的力量，使女性人格趋于更自然、更开放。因而也更完美。在人类文化日益趋于融合的现代社会，女人与男人间的鲜明界限正在缓慢却一发不可收地冰消雪融，男女双方的特性处于不断的转换，融合之中，当然有些特征是永远也消失不了的。尤其是在生理性方面存在着极大的稳定性，然而它在文化上的祖辈或荣辱意义正趋于逐渐消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