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黄州寒食帖》探究苏轼在黄州——白龙_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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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黄州寒食帖》探究苏轼在黄州——白龙

(2019-10-17 08:07:58)

分类：随便写写

通过《黄州寒食帖》探究苏轼在黄州

白龙

提要：

本文以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为主线，通过对《黄州寒食帖》文本内容的解析、对书法作品本身赋予的神采的反应，来具体来窥探苏轼被贬黄州后的仕途生涯、生活情况和心态状况三方面的内在问题。对于苏轼来说这三个问题诗层层递进的，因为仕途生涯受到打击后，他的生活方面也就随之受到困扰，从而影响了他的心境。我用《黄州寒食帖》所给世人留下的信息作为切入点，从书法的角度探究苏轼在黄州的情况，给大家展现出一个别样的东坡居士。

关键词：苏轼寒食帖寒食诗书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洵长子。北宋嘉佑二年（1057）进士。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贬黄州。后北还未果，病死常州，追谥文忠。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号称苏黄；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大家，其作品《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监，并差点被砍头，后经多方营救跳出牢笼。同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进入他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也是他人生中首次受到巨大的打击。但却是他文学和艺术上的丰收季节。“乌台诗案”使苏轼的生理、心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残酷的现实迫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所改变。被贬到黄州以后，已没有七年前在密州任上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雄壮之气。而是尝尽了世态炎凉的滋味：“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浪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虽为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一言一行都要受到地方官的监督。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是不如人意的，但苏轼在黄州期间写就了许多名篇。苏轼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这又何尝不是好事呢？千古名篇《寒食帖》就是创作于黄州。《黄州寒食诗》共计129字，内容为：

其一：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哪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品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苏东坡虽然已经远去，然而他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我们大家的心里，林语堂先生说：“这种思想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成形，昙花一现而已。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1] 下面就结合《黄州寒食帖》来说说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政治，心境情况。

一、苏轼《黄州寒食帖》创作背景概述

他从小刻苦读书，文笔出众，才气非凡，有济世大志。21岁就举进士，从26岁就当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在朝做过大理寺丞、中丞，摄开封府推官，杭州通判，出知密州、徐州、湖州。本来“以天下之重自任”。“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为官朝廷使他眼界大开，胸襟广阔。可是，残酷的官场现实使他仕途不顺，时在宋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45岁，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受新党排斥，他被贬时才45岁，正是人生气盛的高潮期，血气方刚，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蒙受沉重打击，在精神上感到寂寞，郁郁不得志，生活上穷愁潦倒，虽受重大打击。第三年四月，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作的这两首寒食诗，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或元丰七年离开黄州以前。这是苏轼在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恣肆奇崛，变化万千，浑然天成。

二、通过《黄州寒食帖》看苏轼被贬黄州后的政治处境

此诗是苏轼由寒食节降雨伤情吟出的，南国晴日本寡鲜，又逢寒食雨绵绵，使失意人更添几分凄清之感。雨丝袭来的微凉，触动久遭冷遇的苏轼，他不禁哀叹:自来黄州，“已过三寒食”!从首句：“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看出了苏轼在思考自已经被贬了三年了，从时间上来说，已经好几年了，这时它自己也在思考，已经被贬三年，时间够长了。三年屈指度日，苏轼天天盼望着春花吐红，江岸铺绿，焦虑地等待着北归之日，重酬壮志;然而春光薄情，难驻黄州。他空怀拳拳之心，得不到精忠报国的机会。“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虽已是生机盎然的时令，苏轼却强烈地感到似乎处在满天肃杀的悲秋。能够略略慰藉他的惟有幽独高洁的海棠。他以海棠自喻，孤芳自赏，愤世疾俗。

“在思想上，早年的苏轼怀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间杂若干纵横家的气质，并抱有‘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高度热情。中年后，仕途道路屡遭坎坷，尤其是经历所谓的诽谤朝政之罪‘乌台诗案’，险些断送其命之后，其虽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但本州安置和不得签书公事”[2]“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具体差遣为团练副使。团练，是地方部队。黄州团练副使，就是管辖黄州这一地区地方部队的副长官，从八品。但不得签书公事，又剥夺了其行使职责权力，所以黄州团练副使也是个虚衔，挂名而已。我们从被贬后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政治处境，其中政治低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之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苏轼当时就被安置在黄州，安置在黄州，即只能住在黄州，不能到其它州活动。也就是说苏轼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贬谪黄州的苏轼，政治上可谓一落千丈，其处境非常可怜。虽然也还是个官，但有名无实，什么也不能干，而且人身自由是有限的。这样的处境，对一心想“致君尧舜”的苏轼来说，无疑是残酷的，所以他在《初到黄州》一诗中无不悲伤而沉痛地写道：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意思是，作为贬谪之人，安置个员外郎也无妨；作为诗人，梁代的何逊、唐代的张籍、宋代的孟宾于都曾担任过水部郎官，这样安排也是惯例。我只是惭愧自己虽是官，但又不做一丝一毫的事，还要浪费朝廷的俸给。一个人，自己都走投无路了，还想着为天下、替百姓做一些事情，其人格、其胸襟，就不好用言语表达了。

三、通过《黄州寒食帖》看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生活处境

这首诗，开篇很平易，和说白话一样，不过千年前的语言到今天看着还像白话，也是一种功夫。在几句白话里面，一种莫名的忧伤就出来了，因为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时光是根本留不住的。后面几句就更自伤了，他感觉自己本来是枝头的花朵，经过一番摧残，落在泥中了，仿佛雪中的燕支（胭脂）一样。所谓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是庄子的一个隐喻，意思是时间会带走一切，再大的东西，也能给你偷得一干二净，而自己根本无计可施。最后两句，是苏东坡说他自己就像一个病患一样，生病前还是个少年，病后胡子都白了，这场病就是他经历的文字狱迫害。东坡身为流罪之人，没有行动自由，对四面受阻、公私怠责的现状的感慨。于公，虽身仕天子，但都城远隔，无计报君恩；于私，故乡万里，无法祭拜亡父。贬黄州后的苏轼，因其政治待遇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生活也同时陷入困境。

首先是吃饭成了问题。从文中“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可以想见他窘迫的生活。宋朝是文人政治，优厚士大夫，即便是责授散官的官员，罪状轻者朝廷还是给一些月俸，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但苏轼却被停发了月俸。他在《答秦太虚书》中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在给章惇的信中也谈到：“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月俸叫停，朝廷是不是一点都不供给呢？还是有一点的。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说：“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压酒囊，即酒熟时压酒滤糟的布袋子。苏轼自注曰：“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宋代官俸的一部分是用实物来充抵的，叫折支。《宋史•职官志十一》云：“凡文武官料钱（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由此可以看出，苏轼此时虽被停了月俸，但还可以从官府得到诸如退酒袋之类的实物配给。但所得的钱杯水车薪，还是很难维持生计。为了渡过难关，他的好友马正卿向官府请得一块荒地，苏轼便率领全家开荒种地，以解决粮食问题，因为这块荒地名曰“东坡”，苏轼便自号“东坡居士”。这“脱冠还作扶犁叟[3]”是苏轼体验生活的真是反映，元丰五年（1082）夏，庄稼收成，苏轼撰文曰：“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乃课奴婢舂以为饭，嚼之啧啧有声。小儿女相调，云是嚼虱子。日中饥，用浆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气味。今日复令疱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样二红饭也。’”（《二红饭》）

其次是住的问题，贬谪官员是没有资格住官舍的，苏轼到黄州后，与长子苏迈先暂时寄居在定慧院的破庙里。两个月后，家眷来黄，定慧院住不下，他们不得不迁居到临皋亭。临皋亭在当时是一个废弃的官府驿站，在长江边上，虽闷热潮湿，但一家二十余口只能挤在这里。“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迁居临皋亭》），便是此时一家人食宿生活的真实写照。好在元丰四年（1081），马正卿为其请得故营地边的荒地，苏轼修建了五间农舍，这才解决了住的问题。因农舍在大雪纷飞的冬季建成，苏轼取名“雪堂”，并作《雪堂记》曰：“苏子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之，因绘雪於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黄州的生活条件虽如此艰苦，“患难临头，不是任感情冲动地大作怨愤之声或放声悲鸣，而是在心灵中细细地咀嚼，用禅宗及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化解它。”[4]苏轼能怡然自适，这种生活态度，一直被后世人津津乐道。

四、通过《黄州寒食帖》看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心境

这个诗看着就让人难过，因为它不再是对时光逝去的感怀了，而完全是实际的生活状态，而这个生活太困苦，简直是没法过了。前四句说现在雨很大，江水涨得都要进屋子了，自己的破屋子快和渔舟没什么区别了。厨房里没啥吃的，勉强煮些冷菜来吃，但是灶里都没有干柴，只好烧点湿芦苇。抬头看到乌鸦衔着纸钱，才想起今天是寒食节，不该生火的，看来日子已经过糊涂了。寒食节是祭祖之日，但是祖坟离着万里之遥，根本回不去，有心求皇上开恩，但是君门深九重，遥不可及。想想自己穷途末路，可以大哭一场了，不过现在心都凉了，死灰吹不起，哭都哭不出来了。经历了囹圄之灾，到黄州的苏轼仍心有余悸。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其明年二月至黄，舍馆粗定，衣食稍给，闭门却扫，收召魂魄。”在四年之后写给神宗皇帝的《谢量移汝州表》中回忆说：“只影自怜，命寄于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苏轼自知虽远离京师，但自己仍然处于监视之中，处境十分险恶，所以对一切都小心翼翼。他白天不敢出门，只有到晚上才独自出去散散心；他不敢多说话，有时喝醉了才说些胡话，但一醒来就后悔。他怕牵累人，甚至不敢与人交往，陈季常约他去长江对岸的武昌，他推辞说：“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与陈季常书》）。他害怕再次获罪，不敢近笔砚，不敢作文字，就连写封信也胆战心惊。初到黄州，这些事不敢做了，他感到寂寞而一个喜欢交游和交友，“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亦不尽择，各随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5]而“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叔书》），又使他倍觉凄凉，便产生“黄州真在井底”（《与王元直书》）的感觉而孤独凄凉　“乌台诗案”的致命一击，使苏轼对人生产生怀疑，对世事感到迷茫。一方面，理想破灭，一时失却了方向和目标，他感到人生空幻，如在梦中；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以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像蛇一样时时缠绕撕咬着他的灵魂，使他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种矛盾与痛苦，戓隐戓现地反映在他的不少作品里，其中《方山子传》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于是非常向往一切皆空，物我两忘的佛老虚幻境界，祈念一切烦恼忧伤都在冥冥中偷偷渡去，漠似烟云。 “佛道解脱始于心灵的自律。要得到精神的宁静必须先克服恐惧、愤怒、忧愁等情绪。东坡住在黄州期间，开始研究佛家和道家思想。” [6]他既用释道相通的教义试图自我解脱，而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又迫使他不能安守。对当时朝廷的腐败误士，苏轼怒不可遏;这样的生活何异于久病缠身的少年，待病愈初起鬓发已斑白如雪了!雨势愈猛，“小屋如渔舟”颠簸漂泊在“蒙蒙水云里”，正如作者的命运一样飘忽不定。“破灶”中的“湿苇”难以煮“寒菜”，哪里有寒食节日的气氛，只有旷野上的乌鸦衔着片片纸钱低飞孤鸣......苏轼此时归心似剑，可那“深九重”的“君门”又可望不可及。他想归隐田园，了此一生，可落叶归根的故乡遥遥万里，自己身难由生。进退不能，苏轼感到穷途末路，悲痛不已，他的心已如寒食节的死灰不能复燃了。但苏轼不是弱者，他是一个元气淋漓、极富生命张力的人，也是个禀性豁达、天生快乐的人，他不会就这样生活在矛盾与痛苦中，他知道如何抚慰心灵的创伤，从无边的矛盾与痛苦中解脱出来。初到黄州，正好寄居在寺院里，苏轼晨钟暮鼓，打坐参禅，以此消磨时日，安顿灵魂。城南的安国寺是他常去的地方，冬至的时候，他还入天庆观，他想借道家的养生炼气之法，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还参悟释家四大皆空、人生如梦的思想，道家顺应自然，随遇而安，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进退，无欲无求的境界，儒家刚健有为、自强不息、道德人格为重的精神，此时都成了他慰藉灵魂、调整心态的良药。

第二年，苏轼在东坡得到一块荒地，虽然主要是为了生计，但脱下长衫，躬耕其中，他便觉得自己也像陶渊明。农田里劳作是很辛苦的，正如他在《东坡八首》序中所说：“东坡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有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但苏轼干得很带劲，一是他仿佛变成了农业专家，尽情施展着他的才，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如何种庄稼，其他闲事就没空挤进来了。二是庄稼丰收让他喜悦，当喜悦充满心中，烦恼会自惭形秽，悄然退却。三是劳动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多少驱散了心中的孤独与凄凉。苏轼的劳动，不仅使他体验到稼樯的艰辛与喜悦，同时因较多地接触到下层平民的生活，让他感受到了民间的疾苦，当然最主要是稀释了他心中的不平和压抑，心态更趋于宁静平和。古代文人士大夫调整心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游历名山大川，有所得便吟诗赋文，从中探寻生命的意义，寻找人生的慰藉。苏轼在躬耕陇亩的闲暇，也开始走出家门，寻访黄州及附近的山川名胜。黄州境内，苏轼常去的地方，除了居住过定慧院、临皋亭，还有承天寺、安国寺、女王城、赤壁、栖霞楼、涵芬楼等。因为黄州无名山，苏轼也偶尔到武昌的西山、寒溪、樊山、车湖、沙湖等地游览。这些游览活动，排出了苏轼不少忧愁苦闷，并从中悟出了不少人生真谛。纯朴厚道的黄州人民，没有因为他是罪臣而看不起他，疏远他，相反地，却把他当作朋友，热情地款待他，这让他感到犹如春风般的温暖。苏轼在骤雨突然袭来时，若无其事，如此从容淡定，人生之路上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走不过去。就这样，苏轼从巨大的阴影和沉重的苦难中走了出来。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解放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又反映到作品中。刻薄的讽刺、尖锐的笔锋、一切激情与愤怒都过去了，代之而取的是光辉、温暖、亲切、宽容的幽默感，绝对醇美，完全成熟。”[7]

苏轼用《寒食诗》表达了自己时运不济被贬黄州的灰暗烦闷的心境。这两首诗放在苏轼诗词中，并非是其上乘之作，诗写得苍凉惆怅。当作者换用另一种艺术形式——书法表达出来的时候，彰显出的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这种将诗的意境情感的变化与书法点画线条的变化互相结合，在融汇中转换多变，从而展现了《黄州寒食诗帖》蕴含意境的深邃，让我能从中清晰的看出苏轼在黄州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