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曹操对乐府诗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2013-01-09 20:27:28)
在魏晋的建安时期,文人诗歌得到了长足发展,文人自身审美理想在诗中得以体现。曹道衡先生对建安时代诗歌领域的两大成就作了归纳:“一种是对乐府诗的整理和加工;一种是使五言诗进一步趋向成熟和多样化。”
一、建安文坛的开创和对文学的大力提倡
曹操乃一代枭雄,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当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他唯才是举、求贤若渴,身边聚拢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曹操对待人才,采取的是“任人唯才”的策略,他甚至认为即使一个人在品行上有缺陷,只要有真正的才能,亦可以任用。曹操这样宽松的用人政策使得一大批人才聚拢在他的周围,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曹操成立了清商署这样一个音乐机构,这也促进了诗人拟作乐府诗和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此外,曹操本人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中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二、依前曲做新声——对歌诗的继承以及创新
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新诗体,其主要特点是叙事性强、体制灵活多变、“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曹操的乐府诗继承了汉乐府诗的缘事而发的传统,并且有所创新和发展,为后世的文人诗歌指明了方向,拓清了道路。曹操乐府诗的最大的特点是“以旧题写时事”,这既是对汉乐府诗歌的音乐性即歌诗性质的继承,又是曹操在诗歌内容上的创新。
曹氏三祖以及曹植都雅好音乐,《魏书》记载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曹操设立了类似于乐府一样的音乐机构——清商署。《资治通鉴》载:“魏太祖起铜雀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
曹操的乐府诗袭用旧题、旧曲,写时事,抒己怀。如《薤露行》和《蒿里行》,在乐府旧题中这两首诗都是挽歌,为送丧时所唱。汉乐府《薤露》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而曹操的《薤露行》是一首借古题写时事的典范,取材于东汉末年董卓之乱的社会事实。诗的前半部分写大将军何进优柔寡断,没有担任国之栋梁的才能,以至于国家政权落入董卓之手;后半部分写的是董卓贼臣祸国,凶残专横的本性,表达了对百姓生民的同情。曹操在这首诗中灌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感情,对何进既有辛辣的讽刺,又有惋惜之情,对董卓则是强烈的不满和痛恨,和对国家江山社稷的深深担忧,种种强烈的感情糅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汉乐府古题中,《蒿里》同样是汉代的挽歌试论曹操对乐府诗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乃言人无论富贵贫穷,贤良愚昧都逃不了一死,表达古人对死亡极其恐惧但又无可奈何的心理。曹操的《蒿里行》也取材于董卓之乱,主要写各部军阀混战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钟惺称其曹操的这首诗为:“汉末之实录,真诗史也!”作者选用了乐府丧歌的旧题,旧瓶装新酒,真实地写出了汉末军阀混战格局的混乱局面,表达了对江山社稷的一份责任感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三、由群体性的情感抒发转向个人情怀的抒写
抒写个人生活经验、抒发个体情感、抱负是文人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汉乐府诗歌中,多属于群体性的生活经验描写、叙述。曹操继承乐府诗的从生活中取材的优良传统,但是他的着眼点在于写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抱负,融写景、叙事、抒情于一炉,体现出悲直古凉的诗歌风格。曹操“悯时悼乱,歌以述志”,他的诗作渗透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和社会抱负,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开创了文人诗歌述志的先河。
曹操的《短歌行》是一首典型的抒发理想,体现忧思和延揽天下人才之心的乐府诗。这首诗作于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当时时蒙赤壁之战失利,一统大业受阻。这首诗,写的慷慨激昂、忧思深重、情深意切,各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错综交织在一起。诗的起首情绪低沉、略带伤感,而诗的后半部分却是情绪高涨、慷慨激昂、旋律跌宕。既表达了他对国家一统大业的雄心壮志,又表现了他用一片赤子之心来思慕贤才,充分地抒发了个人的思想感情。
汉乐府诗歌中,诗歌以叙事见长,多无诗人个性,诗歌的主人公的情感大多不属于诗歌个体的情感体现,而曹操的乐府诗歌中大多是借景起兴、借事抒怀、直抒胸臆,风格古直悲凉,抒发出作者的一己之情,开始流露出诗人的个性,为后世文人在诗歌中抒情言志铺平了道路。
结语:汉乐府诗歌与音乐联系紧密,建安乐府诗歌是从纯音乐系统向纯文人诗歌系统的一个过渡时期,曹操的乐府诗风格与汉乐府古辞很接近,并且也保留了与音乐的关系,仍然用来歌唱演奏。但是,曹操的乐府诗已经在因袭乐府诗旧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变化,融情于景,借写现实来抒发一己之情。在诗歌的表现内容上,乐府诗歌逐渐从表现社会百态,表现社会各个阶层丰富多彩的生活转向了表现作者自己的主观生活和言志抒情,是乐府诗歌文人化的一个重要开端。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的开端性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