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哲学对话”论坛秋冬学期第三次活动报道

2011年10月18日下午1:30，“西溪哲学对话”论坛秋冬学期第三次活动邀请了世界著名脑科学专家迪克·斯瓦伯（Dick Swaab）教授为我们做了题为《“认识你自己”——脑科学与哲学》的报告，他用通俗、简明的语言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关于脑科学和哲学的盛宴。李恒威副教授主持了报告，包爱民教授为报告和讨论做了翻译。

斯瓦伯教授现任阿姆斯特丹大学脑科学教授，同时担任荷兰大脑研究学院院长，1985年，他创建了标志脑科学研究先进度的荷兰人脑库，令斯瓦伯教授名噪一时的是他发现了男同性恋者的脑构造与异性恋者不同。斯瓦伯教授是世界脑神经研究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之一，被誉为“脑研究的教父”。斯瓦伯教授被中国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2011年任浙江大学光彪讲座教授。斯瓦伯教授著述甚丰，其最新力作《我即我脑》的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

开场，斯瓦伯教授为我们展示了脑神经元的生长过程，数以百万亿计的神经元相互复杂联系，以此为物质基础，承载了我们的记忆等心智活动。在进化中，由于大脑的发展不同，使我们人类走上特殊的前进方向。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脑。在大脑发育进程中，它既受遗传因素也受到子宫内以及出生后的环境的影响。在子宫中，大脑发育被程序化（各种性能的编程定下来），这些编程将决定未来你的大脑对外界环境如何反应。接着，斯瓦伯教授谈到攻击性、道德与大脑的关系：不是后天环境，而是PFC（前额皮层）抑制刺激使我们保持了道德准则。青春期男性的攻击性明显高于同期女性，因为这一时期男性睾酮激素高峰大于女性。在全球范围内，男性犯罪性杀人率在青春期较高。青春期后犯罪率下降不是因为睾酮激素下降，而是大脑前部的另一部分即前额叶成熟了。生下来前额叶就损坏的人，将缺乏共情能力，即攻击别人时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除了精神病患者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共情。甚至连猴子社会都有这种基本生物原则——猴群不会抛弃患唐氏综合症的小猴。

斯瓦伯教授介绍，与意识相关的脑结构有大脑皮层、丘脑和两者之间的纤维关联。而中间的纤维联结尤为重要，它使我们能意识到我们的输入信息。教授用盲视现象说明我们看到的不等于我们意识到的：右半脑损伤的病人，会忽视左半边的图像。这也表明我们的意识在我们脑中建构了我们的世界图像。斯瓦伯教授也借助著名的李贝特延迟实验，讨论了自由意志的问题。

斯瓦伯教授总结了有关大脑的几个话题：我们的大脑的输出包括行为、荷尔蒙和思想。关于我们人格的很多方面，都已经在早期大脑中编码了，包括性别认同、性取向、攻击性、宗教、灵性、道德感等等。如果缺乏外界（感官）信息输入，大脑自己会自动制造信息，这就是所谓的幻觉。最后，斯瓦伯教授教讲到“孤立的大脑仍是一个人”：一位患闭锁综合症的病人全身瘫痪，而他依然只靠牵动眼皮所产生的脑电指代字母写作了一本自传。这足以显现了生命坚韧与大脑的重要。

报告后，李恒威副教授首先对报告和《我即我脑》一书谈了他的一些感想。他提出：完全赞同“我即我脑”这个命题——人是具身存在（embodied existence）、生物存在和神经存在，这是人类存在的一个真实的、无法消去的、无时无刻都要的面对的一个基本面；脑神经科学的发展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启发，正如近代物理学的成熟造就那个时代的世界观，心智科学（脑科学是其中最基本的学科）发展也将会革新和拓展人类的世界观，也许，我们正在悄然未觉地走进一个脑科学时代的世界观；疾病是了解人类自己的一面镜子，当人们因那些罹患各种神经疾病的患者的不幸和痛苦而更好地理解的自己身心的本性时，人们应该对那些患者表达祝福和礼敬。

陶立行硕士向斯瓦伯教授提问：有数据显示在K12教育系统中的青少年犯罪率较高，后天环境因素是否真的较小？斯瓦伯教授回答：(讲座中的)killing曲线样本是取自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全世界国家的。不同环境的导致的区别可能是存在的，但睾酮激素的原因是公共认可的，曲线趋势是相似的，峰值可能会不一样。

郭喨硕士问道：我们需要多大程度为行为负责？斯瓦伯教授教回答：或许我们更应该回答惩罚机制是否起效以及如何起效的问题。人们制定惩罚，但从来没研究过惩罚机制是否起效，教育的目的是否达到。重要的问题应该是犯罪行为做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俊博士向教授提了两个问题：是否能在婴儿出生时就改变其大脑结构使他不具有犯罪性？宗教和道德的范畴是历史的，何谈宗教基因？斯瓦伯教授认为在早期过程中难以消除多肽非固定性突变，子宫内环境也非常复杂，而且从外观目测上也往往测不出来，只有在人二三十岁时的行为中才能显现出来。但是预防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吸烟、饮酒等会对胎儿的大脑发育造成危害，导致胎儿将来攻击性等负面倾向。而宗教的形成，是人们一种总想给出合理解说的意识本能倾向。大脑总是根据片段信息去构造解释性故事。这在进化中也有优势的一面，促进了群体的形成。

李恒威副教授提问道：闭锁综合症病人是否很大程度上生活在幻觉中？若无来自身体的触觉输入，闭锁综合征的病人是否有空间定位感？斯瓦伯教授教答道：他们生活在现实中。虽然他们脑干损伤，全身瘫痪，但是他们能通过机器书写。来自于肢体的输入并不重要，大脑是独立的。病人的感官是工作的，但的确没有了身体定位。

唐孝威院士询问了斯瓦伯教授对意识哲学中的“难问题”——物理可测和主观体验不可测之间存在着解释鸿沟——的看法。斯瓦伯教授认为意识是大脑的产物。相比起意识，更重要的是记忆的编码，就连感情也有产生感情的机制——多巴胺。意识是不同脑区交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不用再额外多加一个东西。意识也是物质，可以被产生的。不存在主观问题。

本次对话活动讨论非常热烈，斯瓦伯教授的研究、报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思考和敬意。脑科学的重要在于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人脑的本质，还为我们治疗相关疾病提供了可能。在面对有限的人生这一终极关怀上，人们不断地用不同的方法探索着可能性，并在这一过程中绽放了真正的人性崇高与生命美好。

（文/徐怡，图/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