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管婴儿之父” ---张民觉

林卫国

美国科学院院士张民觉（1908——1991）是山西省岚县艾蒿沟村人。他在岚县普明高小毕业后，进入太原第一师范学校。1929年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成为轰动岚县的特大新闻。他自己也很得意，常说：“考取清华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

1933年，张民觉以优异成绩获心理学学士学位，被系主任孙国华先生看中，留作助教。除了辅助教学，他还做实验。在进行老鼠脑组织染色实验时，张民觉尝试打破传统的模式，结果获得成功，染色层次效果很好，操作也很简便。在闻亦传教授帮助下，他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在美国《解剖学记录》杂志上发表，而后上海的《中国科学》杂志也刊登了。这是张民觉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科学论文。他由此相信“只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科学研究就会有可喜的收获”。

1938年夏天，张民觉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英人员，结果被录取。当年10月，他抵达伦敦，开始了在海外留学、研究的新生活。

在英国的第一年，张民觉进爱丁堡大学攻读畜牧专业课程，为日后从事生殖生理学研究打好根基。从1939年至1940年，他在剑桥大学农学院从事羊的精子低温保存和羊的人工授精研究。他发现，要保存精子并保持活力，速冻冷藏不如逐渐降温冷藏效果好。他在英国皇家学会年会上提出自己的报告，倍受同行关注。他还和王通先生合作用人工授精的方法，在剑桥大学农场第一次培育出一头健壮的牛犊。

1941年冬，张民觉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鉴于张民觉的杰出表现，剑桥大学做出决定：挽留他在剑桥继续进行研究工作。除了研究羊和马的精子以外，还研究兔子的精子。当时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英国财政负担极为繁重，但政府仍提供张民觉全部的实验费和生活费。

1954年，张民觉离英赴美。被聘为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研究所（英文简称WFEB）首批研究员（以后成了终身研究员）。研究所要求进行乳牛人工授精及育种研究，同时还做小动物（兔子）的实验。他每天吃、住在实验室，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挫折，终于独自完成了几项重要的实验。其中有一项影响很大的实验，就是将受精卵回收移植到别的雌兔生殖道内，借腹怀胎培育出健康的幼兔。这项实验报告发表于1959年英国《自然杂志》第159卷，震动了生理学界。他从此在这里扎下根来，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世界上不少科学家很早就从事体外授精的试验，但都未能如愿。张民觉和伍斯特基金会实验生物研究所创始人平克斯教授也用兔子做实验，但屡遭挫折。问题到底在哪儿呢？张民觉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查阅了几乎所有的有关文献资料。他发现：绝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的受精过程，实际上是精子在雌性输孵管里等候卵子，而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卵子在等候精子。张博士推测：精子在雌性生殖道里，一定经过某种生理变化，才能实现与卵子的结合。经过反复实验，他的推测终于得到证实，同年，澳大利亚奥斯汀博士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并称之为“精子获能”。这是50年代初生殖生理学界的一桩大事。国际生理学界把张民觉和奥斯汀的研究成果命为“张氏——奥斯汀原理。”它破天荒第一次解开了精卵结合之谜，对于日后实现精子体外获能和试管授精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1969年，张民觉和他的助手完成了人卵的体外授精实验。这些开创性的实验和成功的经验，为日后“试管婴儿”的研究和问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7月25日，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在英国曼彻斯特呱呱落地了。这个名叫露易斯·布朗的女婴的啼哭声震惊了全世界。消息传到美国，张民觉成了新闻焦点人物。有一家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张民觉的女儿》，报道了“试管婴儿”研究和诞生的经过。张民觉的名字轰动了美国，轰动了世界，国际胚胎学会专门授予张民觉“开拓奖”。并把他称为“试管婴儿之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人口急剧增长。有识之士认为：控制人口膨胀是当务之急。张民觉和平克斯教授意识到这一点，于50年代初即开始研制口服避孕药。当时美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不很重视，美国某些州甚至宣布节育为非法。幸好理解和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并给予张民觉、平克斯经费资助，解决了他们“无米之炊”的困扰。1961年，由张民觉、平克斯研究、开发成功的首批口服避孕药FDA，正式生产投入市场。从开始研制到批量生产，整整经历了10年，张民觉和平克斯教授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计算的！口服避孕药的问世，是60年代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今有数亿人在服用避孕药物，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难以估量。美国《世界日报》曾刊载文章，称张民觉为“口服避孕药之父”，“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所作的贡献，将载入医学史册”。

张民觉在科研方面，确实是天资聪颖，先觉先悟。他先后发表350多篇科学论文，推出几项划时代的科研成果。先后获得数十种奖项和荣誉，并曾多次获诺贝尔奖提名，可惜由于宗教和种族原因而未能获奖。

他是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却不是个富有的科学家。他只知道追求科学真理，却不知道追求金钱财富。他和平克斯发明了口服避孕药，竟没有申请专利，全世界有几亿人在使用他们的发明成果，却没有一个铜板进入他们的口袋。

他对自己身体也不知道珍惜，甚至透支健康，搞起研究来简直玩命。由于长期在实验室里观察显微镜并伏案记录，他的眼睛已发生畸变，背也累弯了。他的秘书透露，他潜心做实验时，曾经因劳累和营养失衡而晕倒，经医生打针才转危为安。

他在开支方面对自己“抠”得很，从不去吃好喝好，享受天下美食，回国讲学在宾馆用餐时，见盘内还剩几个饺子，舍不得让服务员倒掉，便端回房间第二顿再吃。他的“坐骑”小汽车，用了20年没舍得更换。他对家乡、对祖国却经常牵挂操心，自己省吃俭用，多次给国内有关部门捐款捐物：他给山西大学和清华大学捐款；他给家乡岚县捐款设立“张民觉奖学基金”，并创办艾蒿沟村“民觉小学”；他给雁北地震灾区捐款；他给三晋文化研究会捐款；……。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大批图书资料，亲自捆扎打包，托运到上海，通过女儿张燕林女士分别赠送给上海计划生育研究所和山西计划生育研究所。

张民觉为了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培养更多的人才，多次回国讲学和交流学术，把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生殖生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信息介绍给国内学者。还把国内的研究人员邀请到自己的实验室工作，或介绍给别的研究机构。1988年，他的女儿张燕林在美国夏威夷大学进修生殖解剖学，时间一到张民觉就催促女儿：“立即回去，报效祖国。”“七·七事变”那年，张博士匆匆离开中国时，女儿只有5个月；他们再次会面时，女儿已经是中年人了！父女之情，骨肉至亲，自然是难分难舍的。他就是把女儿留在美国，也是合情合理。但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毅然将女儿从美国“赶”回中国。

张民觉啊，张民觉，他是“觉”还是“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