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现实的视野来观察，农村集体经济问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农村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农村的社会公义和治理方式的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激活农村的集体经济，如何重构农村的集体经济形式，是乡村振兴的领导者、倡导者以及社会实践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安徽农道在涡阳乡村建设过程中，助力当地政府通过“村企联动，激活集体经济”的一些做法，值得社会去关注

一、村企融合，未来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乡之间的传统边界已被逐步打破，乡村这座远离现代化的“孤独”也迟早会被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所淹没。因此，无论是过去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当下的乡村振兴，其目的不是要打造一个封闭的农村发展环境，而是要重构一个城村融合、共享的农村发展新格局，一个融农业、工业（农业加工业、手工业）、商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于一体的农村发展新业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农村资源与城市工商企业（社会工商资本）的融合发展，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村企融合发展，则是实现这种新格局、新业态的关键环节。

所谓村企融合，就是在乡村发展或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通过鼓励包括城镇企业在内的社会工商资本下乡，催生和推进农村和企业的融合发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村企联动的利益共同体，寻求和实现农企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种村企融合的意义，从安徽农道所在乡建项目的地——涡阳县的实践上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打破了固化的资源单向流动思维。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长时间以来在工业优先、城市优先的战略思维下，农村的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要素包括农产品供给一直是处于一种单向城市流动的方式。这不仅导致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自我“造血”和“输血”的功能性障碍，而且严重阻碍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此，打破这种固化的农村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的陈旧思维，既是国家宏观发展战略调整的一种趋势，更是农村和企业的自身发展的一种现实需要。

首先，农村有需求。从农村现实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实现农村现代化，都要从两个方面来完成其根本性转变。第一是资本需要回流。无论是中国的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的谚语，还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的聚合程度决定其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的理论，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发展需要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市场和信息等发展资本要素的回归与补充。第二是资源需要激活。农村的现实，一方面是发展资源不足，如资金和技术、市场；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资源被闲置，如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在实现资本的回流的同时，如何激活这部分被闲置的资源，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和国家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关键。而这两方面根本性转变的实现，仅靠现在的农村内部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必须借助农村外部的力量来催化和推动，而城市工商企业（资本）则是这一外部力量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企业需要发展。发展和逐利是工商企业的生存之道和本质所在。因此，村企融合，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既是企业生存的内生需求，也是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一方面，企业转型需要有新的延伸地。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的战略转型，很多城市工商企业经营和城市工商资本的运作也面临着深刻的调整和转型之中。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型的制造企业更需要从大中型城市转移出来，农村自然就成为这些城市工商企业延伸的最好承接之地。另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新资本的原动力。随着国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政策的陆续出台，在带来农村发展的机遇的同时也为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创造的机会。一向对市场嗅觉特别敏感的企业和工商资本，正是看到了在农村发展的机会，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战略之中，并正在逐渐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有效通道。从本质上来说，村企融合就是要通过农村和城镇工商企业联动这个平台链接城乡生产要素双向联通，实现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共享与互助。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市场、管理、信贷等方面。因此，如何打破这种固化的二元发展的思维定式，让社会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然、有序、双向的流动，则需要一个有效的平台去链接。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种链接平台中村企联动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首先，主动开放农村市场。随着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城乡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城市发展需要乡村的支撑，农村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融入，这将越来越会成为一种社会发展共识。而实现这种共识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主动开放农村市场。之所以强调“主动”二字，是基于过去的历史教训而言，是相对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被动式的开放而言。主动开放,是一种有准备的农村市场开放，是着眼于农村的当下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战略性思维，与过去的为支援城市工业发展中的被动开放农村市场相比，主动开放更是一种互利型的自主、自觉与自愿的农村市场的开放。而且，这种开放是通过村企融合的方式来实现的，更具有规范性、约束性，也能形成利益共享的最大化。因此，村企融合的第一个重要换季就是要主动开放农村市场，而且村企融合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是农村开放的程度。

比如，在涡阳县县委政府先后在曹市镇的辉山村、义门镇等乡镇村落分别成立了各种基于与城市下乡创业的企业（或工商资本）合作的农村合作组织（乡村旅游开发发展公司），如安徽农道项目所在地的“涡阳县辉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始有意识的主动的流转部分村民分散的或荒芜的土地以及收储农民部分的闲置房产，为农村市场开放做好前期的准备。

其次、大力鼓励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农村社会发展钱从哪里来？农村产业重构技术从哪里？农民增收市场（信息）从哪里来？这三个问题这始终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症结所在。所以鼓励城市工商资本（企业）下乡，是实现村企融合发展的又一关键环节。但要实现城市工商资本（企业）下乡必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要创造工商资本（企业）下乡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构建农村与工商企业对接的平台，实现农村现有资源的整合与重组，以及创造企业下乡的良好发展环境，尤其是农民的接受程度与利益心理预期。另一方面，是要形成工商资本（企业）下乡的制约机制。世上之事，大凡有一利则必有一弊，工商企业（资本）下乡也是如此。从历史经验来看，城市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在带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过破坏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生态和侵蚀农民利益的现象。因此，从一开始就制定好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制约机制，包括资源的配置、利益的分配、风险的管控和退出等等机制，就从源头上堵塞和降低工商企业（资本）下乡带来的负面影响。

为此，涡阳县委政府专门出台政策，由涡阳县国有控股的涡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有安徽道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涡阳县辉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涡阳县宏景旅游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等参与的“宏飞文旅集团”，作为城市工商资本（企业）下乡的先行军对接乡村发展，推动涡阳县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最后、积极推动农业社会的现代化启蒙。从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来看，无论是工商资本（现代金融体系）还是工商企业（现代企业制度），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现代工业文明下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所以，村企融合背后折射出的是金融、技术、市场、信息以及制度、法律、工商精神等现代城市文明下乡的客观现实。这种客观存在，无论是对中国当下的还是未来的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将具有深远和持久的现实与历史意义。而且，农村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其在没有准备好之前农村匆忙的被动的被现代化，还不如积极介入，通过现代化启蒙教育，让农村主动的做有准备的农村现代化更有意义。因此，村企融合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啻于一次农村版的社会现代化的启蒙教育。

二、村企联动，是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

纵观中国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无论是过去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经济，还是现在的农村集体经济，都是农村社会（村落共同体）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农村社会治理的压舱石，在维系农村经济发展和村庄社会公义上具有不替代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只是到了近二、三十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功能才被人为的削弱和虚化，几近崩溃的边缘。

因此，在当下农村社会转型的新时空背景下如何激活农村集体经济（包括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造血功能和规模存量）需要有新的思维。为此，安徽农道所在涡阳县所推动的村企联动的乡村建设实践，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第一、乡村需要集体经济作支撑。农村集体经济犹如人体的血液系统一样，人体没有了血液人的生命就无法存活和成长；同样，村庄没有了集体经济村庄就无法生存和发展，村集体经济就是维系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血液系统”。所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既是农村历史变迁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一方面，发展集体经济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乡村自古就是一个以家（家族）为生存载体和生活中心的村落共同体，并为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以维系村落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村落共同体经济形式，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村集体经济。这一点，远可以追溯至明清及以前的诸如族田、义庄等村落家族共同体经济，它主要用于家族内部的公益事业的支出，如族内的田、桥、路等生产生活设施的建设，宗祠的修缮与祭祀，族人的贫困救济以及贫寒学子的就读甚至是家族的官司诉讼：近可以溯及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集体经济，更是奠定了今天中国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基本格局，并为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后来的农村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农村的振兴和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集体经济作为支撑。无论是当下的乡村振兴还是未来的农村现代化，钱的问题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财政资金投入，社会资本也在不断地向农村涌来，但这些毕竟都是外来的金融资本，一是总量有限，二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俗话说，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农村的问题，最终大部分还是要靠农村自己来解决。尤其是近十几、二十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许多地方的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不仅没有壮大，相反越来越萎缩，集体经济“空壳村”已成为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中一种普遍现象，直接影响到农村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并危及到了农村治理的有效性。所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现实的需求。

第二、激活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有新思维。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今天倡导的农村集体经济，无论是集体经济的成分构成，还是集体经济的功能定位，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村落家族共同体经济形式的回归，更不是完全意义的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的复制，是一种延续中的创新，一种继承中的重构。这种创新与重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转换思维，创新集体经济的内涵。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要激活农村集体经济首先需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重新定义。虽然我们现在倡导的集体经济与传统意义的村集体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下同）形式有相通之处，但实质上有不同之义。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是由全体村民组成并在统一生产要素、统一收入与分配、统一生产与消费的框架下的均衡共有的一种农村集体经济形式。而我们现在倡导的寸集体经济则是一种符合农村现在与未来发展的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它与传统意义的农村集体经济中将农民、村集体和农村经济活动三者捆绑在一起而形成紧密的依附关系不同，它们三种之间是一种相对松散的依存关系，即农民的生产、生活不再依附于村集体经济的命运，而是独立于农村集体的自主行为，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来源也不再是全体村民劳动所得，而是通过盘活村集体资产、整合国家惠农资金和发展村集体企业来恢复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是一种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循环系统。

另一方面，职能重组、重塑集体经济的现实功能。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产物，背负着太多的社会职能和生产关系内涵。而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则原则上会剥离了原来农村集体经济中生产与分配、交换与消费的经济活动的职能，把农民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方式交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自己，着重担负起提供农村公共品服务，如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文教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农村社会贫困救助社会等民生事业发展的责任，这应该成为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的现实职能。

第三、激活农村集体经济要有有效途径。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要想从现有的“空壳”状态恢复和壮大，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且需要有创新的思维和有效的方式。从安徽农道项目所在地涡阳县的实践来看，推动和实施村企联动来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的修复与壮大的做法，可谓是一条有效途径。

一方面，盘活资产，修复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农村集体经济的目前状态下的“空壳”现象的存在，是农村集体经济的自我“造血”功能失调所致，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结果。其中，农村内部和农村集体的资源整合不足、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不高，或许是其中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的自我“造血”功能过程中主动、有效的作为很重要。首先，是要盘活农村集体现有的存量资产，提升集体资产的价值和变现收益。重点是对村集体现有的自留的耕地（包括山林、草场、池塘）、建设用地以及村办企业和房产等固定资产进行全盘清理、专业化评估和商业化运作，提升集体资产变现的收益率。其次，是回流农民手中的“三荒”资源，挖掘村集体经济恢复和壮大的潜力。由于多种原因尤其是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远离农村进城打工，导致目前很多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被荒弃的农田、宅基地和空置房屋，即所谓的“三废”资源，导致了农村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通过无偿回收没有继承人的原农村承包土地、有偿回收和转流部分农民荒芜的承包耕地，集中置换农民荒废的宅基地，以及有偿收储或租赁农户闲置的房产等方式，实现集体耕地总量的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存量的增长以及实现村企联动话语权的提升。这种变“三废”为“三宝”的做法，既解决了村落空心化留下的农村资源浪费的后遗症，也为村经济壮大找到了新的源动力。如涡阳辉山村，通过土地流转和房屋收储及租赁的方式，目前在村集体手中共有土地存量300亩左右，房产近10栋。

另一方面，农旅融合，壮大集体经济的存量规模。如上所述，村集体经济“空壳”现象除农村集体资源整合和利用率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恢复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从而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的存量规模过小。因此，如何寻找到一条催生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源，涡阳县在义门镇乡村振兴过程中推动的通过农旅融合，壮大集体经济的存量规模的探索，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型，事实证明农村的发展仅靠现有传统的农业是无法支撑的，必须是农、工、商贸服务等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而乡村旅游业作为一个联结乡村与城市的通道，一个链接农业与观光、体验、休闲的三产服务业的平台，通过实现“让农村变为旅游的目的地，让农业成为旅游的产品，让农民变成旅游的从业者“的方式，最大化的整合和提升农村的资源和资源价值。如涡阳义门镇与涡阳县宏飞文旅集团以及蜗牛（北京）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等文旅企业的合作，通过开发义门镇的乡村旅游业来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旅融合的案例。

三、村企共建，打造村企利益共同体

从涡阳乡村实践的意义上看，村企联动激活村集体经济这一探索，从大的方面，它是一项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实践；从小的方面来看，是一个经济活动、一次利益分配的再调整。所以，要实现“村企联动，激活农村集体经济”这一目标，关键是要形成村企联动的活力机制，构建一个攸关农村集体经济与城市工商企共同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利益共同体。

所谓村企利益共同体，就是在村企联动发展过程中基于双方理性与共同利益，将农村集体和城市工商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进行重新配置，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共享、发展共谋、利益共沾、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为此，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加以推进。

第一、构筑对接市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平台。从各地的实践经验来看，在村企联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农村集体的资本投入不足，尤其是村集体经济“空壳”化带来的资金投入不足，是制约村企联动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为此，建立具有独立法人的农村集体投资公司——“村投”或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这个平台将农村集体的资产、农民闲置的土地和房产通过清理、回购、收储等方式集中在村集体手中，在提升村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的同时，扩大在村企联动中的股份份额。另一方面，通过对分散的政策性资金，如国家乡村振兴的项目资金和国家惠农资金等进行整合和优化，在提升资金的效率的同时增加村集体经济参与村企联动的竞争力。最终是为实现“村企联动，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目标奠定物质基础。

第二、成立村企联动的股份合作公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注重实效，是村企联动激活农村经济的前提。建立村企经济共同体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要成立村企联动的股份合作公司，通过股份公司来实现双方生产要素的深度聚合，并股份公司按照现代公司制度，实现市场化的运作与管理。如安徽农道的乡村建设所在的辉山村，为发展村集体经济，辉山村以300亩土地作为股份与涡阳县宏飞文旅集团合作成立“涡阳县辉山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500万，其中，辉山村占股40%，宏飞文旅集团持股60%。

第三，构建村企合作长效机制。实践证明，村企合作中常常出现两种现象困扰着村企联动发展的有效推进。一方面，从企业方面来讲，如何避免企业的短期行为带来的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和农民利益的侵蚀，以及资金链断裂带来的合作中途夭折的风险；另一方面，从村集体方面来说，如何避免部分农民的仇富心理下坐地起价导致合作企业的中途撤资，以及克服村集体经济活动中的随意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建立以企带村、以村促企、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包括村企双方要素的聚合机制，基于共享的利润分配机制、风险管控与抵押机制、退出机制以及和基于信任和声誉与人情味的有效沟通机制等，是现实村企联动激活农村经济的关键。说到底，合作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所形成的维护共同利益的自觉，然而这种自觉必须建议在基于长期理性的合作机制上，才有可能有效地避免村企联动中短期行为的出现。

（廖星臣 乾元乡村研究中心创始人、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研究，重点是乡村经济、乡村社会组织及乡村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作品有：《中国三农问题报告》、《溪口古村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湖南省县域发展研究报告》以及《农理》、《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论篇）》、《重塑乡村》、《设计改变乡村》和《乡村振兴·农道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