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鲁迅民族魂

——正确对待和讲授鲁迅作品是中学语文教学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张奎文

（荣获全国一等奖）

       与社会主义在挫折和艰难中前进一样，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也经历了“文革”时期左的和“自由化”右的两次大的磨难。作为在中学从教二十余年的我，深为两次冲击对鲁迅精神和他的作品戕害的残酷而痛心和愤怒。诚然，左的倾向己结束，右的也受到声讨，但是，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对鲁迅和他的作品的认识仍存在较严重的表面化、简单化、偏面性，甚至抵毁和庸俗社会学，倘若不及时而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则非但使鲁迅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遭到亵渎，而且会贻害千百万纯洁而幼稚的学生。

       江泽民同志在给李铁映、何东昌的信中，明确指出，对青少年学生要加强近代史教育，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无疑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鲁迅作品是落实这一政策的活的教材，而正确对待和讲授鲁迅作品，恰好又是落实这些教育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鲁迅的精神是我们比族的精神；鲁迅的作品，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艺苑的奇葩和瑰宝。深入研究鲁迅的思想，弘扬鲁迅的精神，汲取鲁迅作品丰富而宝贵的艺术营养，是提高民族素质，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信力的需要，也是教育青少年学生了解中国、热爱祖国，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祖国栋梁的战略需要。在纪念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诞辰116周年之际，在当前的中学语文教学中也要象当年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样，大声疾呼：要正确对待和讲授鲁迅作品。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试从三个方面阐述观点以明旨：一、要正确理解和讲授鲁迅创作小说的意图——揭示和挖掘国民的“劣根性”和“优根性”；二、要正确理解和讲授鲁迅杂文的两大特点——“战斗性”和“文艺性”；三、郑重呼吁；要在中学迅速“普及鲁迅”。希望能得到前辈和同仁的赐教。

       一、要正确理解和讲授鲁迅小说创作的两大意图——揭示和挖掘国民的“劣根性”和“优根性”。

       (一)必须注意鲁迅小说所挖掘和否定的“劣根性”。

       探索挖掘和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鲁迅光辉思想和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使命。近代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确是可悲的落伍者，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竟遭到空前的掠夺和凌辱。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精神”的人们，却在维持和延续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这段耻辱的历史，被鲁迅发现了，国民的“劣根性”，落后性被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他要唤醒“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在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呐喊》和《徬徨》中的《阿Q正传》《药》《祝福》等篇小说中都有强烈的体现，这是好理解易把握的，但在对《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等小说的讲授中就失之偏颇了。

       讲《孔乙己》只把它看成继《狂人日记》后“又一篇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初语五册《孔乙己》注释)只强调该小说旨在控诉腐朽科举制度的罪恶，鞭挞丁举人之类地主豪坤的残酷和暴虐，同情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却忽视了鲁迅以此批判“劣根性”的鲜明意图。其实，作者的这一意图明显地反映在两个层次上，一是饱含血泪批判孔乙己的迂腐麻木、自命清高和好吃懒做的劣迹，作者“怒其不争”强于“哀其不幸”的感情溢于言表。二是满含辛酸地批判那个特定时代典型环境中的麻木而冷漠的人们。鲁迅在与许钦文谈话中曾明确说过：写这篇小说的目的是有感于封建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因此，可以断言，是封建教育使孔乙己成了废物，在社会上无以驻足，但他不是死于科举，而是死于那个不给他以生路的世界，死于那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同情与帮助，只有冷酷和压迫的人间；孔乙己的悲剧主要不是同科举制相联系的，而是同更广泛更根本的社会病疾和顽症息息相关的。鲁迅把精神上的病患看得比生活上的痛苦更严重。所以说，《孔乙己》正是这种小说创作意图和观念的卓越的实践成果。

       同样，列《一件小事》的分析和讲授，亦以教材为准绳，过分强调“我”的谴责军阀统治和严于解剖自己(见该教材思考一)的美德而置该作品严厉而深刻地鞭挞国民的“劣根性”于不顾。请看，无论是“我”(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笔者注)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无论是对倒地老女人视而不见的自私而冷漠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还是老女人那“装腔作势”坑诈钱财的劣行，不都是国民“劣根性”的真实写照吗?

       还有对《故乡》，也只是讲出“辛亥革命后十年间中国农村哀败，萧条，日趋破产的悲惨景象”而忽略了中年闺土麻木、自卑、自残的奴性和杨二嫂世故，自私、贪梦的恶习。

       上述列举的这些简单肤浅而月面的讲解，无益于对鲁迅小说深刻主题的开掘，而只能使鲁迅小说创作思想和意图之精髓支离破碎。因此，我们应该“多读点鲁迅”，要了解和把握鲁迅创作的整个思想和脉络。否则，必然会偏离作者的思想轨迹和创作意图。

       然而必须弄清和明了，鲁迅小说不仅只是单单挑破社会的脓疮，切开国民落后的毒瘤，而且还想方设法医治挽救这些病危的国民，“毁坏这铁屋”，带领他们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去创造幸福的明天。如果说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鼻祖，那么鲁迅则是中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二)切勿忘记鲁迅小说所讴歌的“优根性”。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必然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国民性”本来就应包括“优根性”(优秀的品质)和“劣根性”两个范畴，而一些人却把“国民性”与“劣根性”等同起来，这是不妥的，鲁迅在挖掘国民的“劣根性”的同时，也注意挖掘“优根性”，这在鲁迅一九二五年后的杂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篇里多见，在《故事新编》中对墨子和大禹这些中国脊梁式人物的歌颂也是明证。但有的老师却忽视甚至否认鲁迅前期小说中也有挖掘和肯定国民“优根性”的事实。于是课堂内出现了一又一个诸如阿Q、孔乙己、闰土、华老栓、祥林嫂等形象的疯子，呆子和傻子。连学生也疑惑，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形象吗?怎么思想家、革命家、大文豪鲁迅看不到中国人的优点呢?这不怪学生，怨我们这些“传道授业解惑者”。以己昏昏怎能使学生昭昭!

       其实，国民的“优根性”正在作者的笔下。试问，连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都在讴歌勇于反封建的斗士的“优根性”，而在此以后的小说却将国民的优秀品质丢得一干二净了?不，只是鲁迅在挖掘“优根性”，而我们没有挖掘鲁迅罢了。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穷得“将要讨饭”的孔乙己，还分茴香豆给孩子们?没有看到“自讨苦吃”的人力车夫扶老女人走向“巡警分驻所”时那“刹时高大”“须仰视才见”的身影?还有一样勤劳淳厚而善良的华老栓，中年闰土和祥林嫂，还有一样天真纯朴聪慧的少年闰土和双喜、阿发、还有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反清战士夏瑜！

       (三)要突出鲁迅小说的现实意义。

       正确认识鲁迅小说鞭挞国民的“劣根性”讴歌国民的“优根性”的现实意义，是正确理解鲁迅小说社会意义的深层次需要。当今有些国民、仍存在着鲁迅所挖掘的“劣根性”，他们保守，自欺、愚昧、麻木妄自尊大而又妥协媚外乃至象阿Q那样满足“精神胜利”；他们狭隘、自私、贪梦、冷漠而又象一盘散沙；他们懒惰、巧滑、中庸、卑怯、苟活而听天由命……但更多的，是“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舍生取义”公而忘私的“中国的脊梁”。鲁迅挖掘国民性的前景和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但看到了当时，也看到了现在和未来。茅盾说得好：“在现代中国，没有象他这样深刻地理解中国民族性”(茅盾《精神的食粮》)郁达夫也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捷径。(郁达夫《鲁迅的伟大》)揭露和批判“劣根性”可使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社会悲剧的症结，以得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启迪，褒扬和讴歌国民的“优根性”，可以使我们振奋和弘扬民族精神，激发斗志豪情，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使命。

       二、要正确理解和讲授鲁迅杂文的两大特点——“战斗性”和“文艺性”。

       (一)不应对鲁迅杂文“战斗性”误解甚至抵毁。

       近几年来，竞听到一些荒唐的言论，对此，很有必要理沦理论。

       一曰：“鲁迅骂人”。

       由于统战的需要，国共合作，祖国统一之声日高，现在，一些当时的御用文人甚至历史的罪人也身价百倍了。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有些同志对鲁迅痛斥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表示不满，大有同情弱者之心，甚至找出论据：鲁迅不是斥责过“国骂”吗?鲁迅不是自云“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吗”?他自己却怎么骂人是“狗”呢?再加上近几年大陆出现了梁实秋主编的一些宏篇巨制，于是乎鲁迅的处境岌岌可危了。

      稍知当时实情的人都知道，在鲁迅写这篇文章之前，梁实秋就撰文诬蔑鲁迅等在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到××党去领卢布”，这是怎样的人身攻击，其借刀杀人的险恶用心岂不昭然若揭?这与当初反动文人陈西莹在女师大学潮时骂鲁迅是“学匪”，是挑动学生犯上作乱的元凶而使鲁迅遭到反动政府通缉的卑鄙伎俩有什么两样?鲁迅是在背着反动派的《通缉令》到处躲避敌人的逮捕和暗杀中死去的。相比之下，鲁迅对梁实秋的回敬温柔多了，善良多了。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概有人还不知道，梁实秋到美国后，竟成立了反共组织“大江会”。倘若因为当时梁实秋的而使鲁迅惨遭杀害，那么恐怕梁实秋先生迄今还会背着“走狗”和“刽子手”的骂名吧。 

       二曰：“在三·一八请愿中，鲁迅没让许广平欣然前往是儿女情长”。

       这些同志认为，“五四”运动不是胜利了吗?但血的事实证明，鲁迅反对徒手请愿是对的。“三·一八”和“五四”的历史背景不同。“五四”时期，清帝国刚崩溃，反动政权立足未稳。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反动军阀不敢轻举妄动。另外“五四”前没有学生运动，反动统治者也没有镇压学生的经验。而“三·一八”时期不同，反动政权得到巩固，反动势力日益强大，且有了血腥镇压新型革命运动的经验，他们对敢于反抗者是决不手软的。正值“四·一二”前夕的鲁迅。阶级意识日臻成熟，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飞跃即将完成，他清楚地认识到，许褚式的“赤膊上阵”只能白白送死，要打“濠堑战”“要韧的战斗”。这是鲁迅高出国人的宝贵之处。尽管他当初弃医从文旨在疗救病态的民族，但在鲜血面前深刻认识到“文明战争”的有限性。在给许文平的信中，他冷静深刻地谈到。“孙中山的奔波一世，失败在于没有党军”。又说：“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炮就可以把它打跑”。这种清醒的斗争意识，韧的战斗精神和以解放天下为己任的伟大胸怀怎么会是“儿女情长”?

       三曰：“鲁迅以“出汗”这一自然而简单的生理现象来论证“阶级性”这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岂不太牵强附会?”

       不，这正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他以生动的比喻和借代；形象、具体、深刻地驳斥了梁秋实大肆鼓吹宣扬的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从而阐明文学的强烈的阶级性。可见，这些同志根本没认识到鲁迅杂文强烈的“文艺性”的特点与功效？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并非危言耸听的现象若不杜绝，势必严重损害鲁迅的形象，亵渎鲁迅的精神，歪曲鲁迅杂文的思想内涵。我们应该注意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对鲁迅杂文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应该注意从鲁迅的精神实质，人格特征等角度讲解作家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要注意鲁迸的政涪革命，思想革命和作家精神这三个逻辑层次和主体特质。

       (二)必须突出鲁迅杂文的“文艺性”。

       这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不能只重思想观点而忽视了文学艺术，突兀在学生面前的鲁迅还应是个伟大的“文学家”。有的老师在讲授中只强调鲁迅杂文的“政论性”，把鲁迅的篇篇杂文当成一般的议论文讲授，从而削弱了鲁迅杂文的强烈艺术锋芒。这是不明了杂文，尤其是鲁迅杂文的特点所致。瞿秋自同志早在五十年前就指出，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这就说明鲁迅的杂文不但有逻辑思维，更有形象思维，是通过艺术手段，达到论理的目的。鲁迅自己也明确说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的杂文同他的小说一样，都是精心制作的完整艺术品，他要求自己的杂文不但能针砭时弊颂扬勇毅，而且能给人以美的T艺术享受。因为他深知，抽象的议论，不足以唤醒麻木的魂灵，不足以讴歌“真的猛士”，使用“形象和图画”进行论证，才能激发国人。鲁迅的杂文，有“猫”、“狗”、“鬼”、“神”的画像，有旧中国“罐头盒”、“铁屋子”、“人肉酱缸”的比喻……教师在讲授中难道放弃这些“艺术品”?反正我是不放弃“文艺品”的，为了加强鲁迅杂文的艺术感染力，我把自己录制的课文朗诵录音放给学生听，把自己谱曲的鲁迅的诗唱给学生听，在掌声中我也感受到鲁迅杂文“文艺性”的巨大艺术魅力。

       鲁迅的杂文，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立意深邃结构严谨，语言生动而形象幽默而犀利，就连标点也如准确的音符跳动着和谐而激昂的旋律。无需赘述，让我们自己奔跑在鲁迅杂文的艺术领地邀游领略吧。   

       三、郑重呼吁：要在中学迅速“普及鲁迅”。

       李何林先生生前曾极力倡导“普及鲁迅”，这是卓有见地的。但未引起重视。我的呼吁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要多读点鲁迅。

     “普及鲁迅”，应该说这是我们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为避免“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就要求我们这些“传道授业解惑者”多读些鲁迅的作品，从而真正而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鲁迅这位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实质，伟大文学家及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一定要结合当时背景吃透教材，正确讲授，不能简单偏面庸俗化，不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第二，应在中学开设鲁迅小说、杂文、诗歌、散文或鲁迅的思想、精神、艺术等方面的选修课或兴趣小组。

       由有关老师专题讲座，有条件的，还可请有关学者专家来校进行讲授，这样既有助于课堂教学也有助于刘鲁迅的普及，而且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鲁迅的“民族魂”也大有裨益。我们的中学不能只注意开设数理化的选修课和科技制作音乐美术方而的兴趣小组。而且据了解，有相当多的中学没有任何选修课和兴趣小组，如果使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把业余时间问都消磨在游戏机、扑克牌和“卡拉0K”上，则中国的未来确实会“岌岌乎贻哉”了。

       第三，中学课本的鲁迅作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近几年来确实削弱了，不是吗，有的变成非基本篇目，有的甚至被砍掉，而且据悉，还有被“变”被“砍”的趋势。真使学生不解，令教师忧心。

                                                                                 《天津外院学报》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