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胡适，白话诗胡适

 

毛翰

 

五四前夕，胡适白话诗横空杀出，诗国大乱。待尘埃稍定，同光体式微，南社也渐成明日黄花，入主诗坛的白话诗自己竟也困惑重重，瞻望前程，不知路在何方。也许，诗史选择了胡适，就选择了迷茫和困惑。胡适，胡适，古汉语的胡适，译成白话，那意思正是“哪儿去”。

 

 

《尝试集》的寒酸

 

1917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吧，这一年2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据说这是中国最早发表的新诗。尽管这一说法大可质疑，许多论者和史家还是坚持着这样的叙述。胡八首尤以其中第一首最为有名：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此诗取名《朋友》，大概是鉴于那两只蝴蝶的相互关系吧，但它们并不像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倒像是梁祝那样的恋人。因为通篇咏蝶，后来收入《尝试集》，就索性改名《蝴蝶》了。同为北大教授，黄侃还因此调侃胡适，说他就像是一只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这《蝴蝶》分明就是一首五言诗，不讲平仄和对仗罢了。这种诗，无贵族之气，有俚俗之风，在中国古已有之，与其叫白话诗，不如叫打油诗。北朝民歌有一首《折杨柳枝歌》就比它更天籁：“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唐人张打油《咏雪》也比它更好玩：“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此前，1916年8月，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鼓吹文学革命的信，曾指责“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待胡适自己拿出来的白话诗，竟是这个模样，难怪南社领袖柳亚子要反唇相讥了：“胡适自命新人……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真是笑话！”

大概一个人是不宜兼事理论批评和创作实践的，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否则，你理论吹得天花乱坠，批评他人毫不容情，轮到自己动手，作品不过尔尔，如何不遭人讥笑？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还有《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全是五七言诗，也全是《朋友/蝴蝶》这一路风格。试看《赠朱经农》：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

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于今更少年。

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

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气颓唐诗。

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

有时尽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

……

 

在柳亚子们看来，这实在有点搞笑。同为五七言诗，平仄对仗搞对了，就叫近体诗；搞不对，就叫古体诗；搞得更荒腔走板一点，还可以叫做白话诗。原来，做诗就像做豆腐：做好了，叫豆腐；做坏了，就叫霉豆腐、臭豆腐。臭豆腐居然还很吃香。

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写的《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七年正月，就是1918年1月或2月。朱自清可能是觉得，《新青年》此前发表的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不能算数，新诗的问世，得从1918年出版的《新青年》这一期才算开始。胡适仍然夺了个头牌，其《鸽子》一诗，内在品质且不论，至少在形式上，开始有个自由洒脱的样儿了：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

看他们三三两两，

回环来往，

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

鲜明无比！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了，这被公认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第二年，胡适的“宿敌”胡先骕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然而，这时的白话诗已一派独大，八面威风，老虎屁股摸不得，梁启超所忧虑的白话霸权已经形成。据吴宓说，“《评〈尝试集〉》撰成后，历投南北各日报及各文学杂志，无一愿为刊登，亦无一敢为刊登者。”保守派同仁只好自办《学衡》刊而载之。

胡先骕的文章对《尝试集》做了这样一番分析：“今试一观此鼎鼎大名之文学革命家之著作。以一百七十二页之小册，自序、他序、目录已占去四十四页，旧式之诗词，复占去五十页。所余之七十八页之《尝试集》中，似诗非诗似词非词之新体诗复须除去四十四首。至胡君自序中所承认为真正之白话新诗者，仅有十四篇。而其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三诗尚为翻译之作。”“然苟此十一篇诗义理精粹，技艺高超，亦犹有说。世固有以一二诗名世者。第平心论之，无论以古今中外何种之眼光观之，其形式精神，皆无可取。”

理据充分，无可辩驳。然而，胡先骕的批评已经没什么市场了。连先前嘲笑胡适白话诗的柳亚子也奉劝他的一位老友：“二十年前，我们是骂人家老顽固的，二十年后，我们不要做新顽固才好。”

 

 

“言之有物”的尴尬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就是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因为顾及到保守派的反对，才改用了一个温和而谦虚的题目。刍议即不成熟的、浅陋的议论。其所议八项，有三项是关于诗的内容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胡适所谓言之有物，就是要求作品有思想有情感。不摹仿古人，就是坚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就是要像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刘鹗《老残游记》那样具有社会批判精神，以白话文、白话诗“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不作无病之呻吟，就是要求作家诗人们具有积极进取，报效国家的精神，而不可沉溺于一己愁思，伤春悲秋，暮气沉沉。

胡适的文学主张当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然而，胡适的尴尬在于，他自己的“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的白话诗创作，却往往思想直露，艺术粗糙，没有一首堪称精品的传世之作。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

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天寒风紧，无枝可栖。

我整日里飞去飞回，整日里又寒又饥。——

我不能带着鞘儿，翁翁央央的替人家飞；

不能叫人家系在竹竿头，赚一把小米！

 

这首《老鸦》该是胡适的得意之作吧，他那篇“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的理论文章《谈新诗》，在论述诗的语言特色时，就是以《老鸦》为例，并结束全篇的。

诗的主题十分鲜明，它在标榜着一种老鸦式的人格，喜欢自由的歌唱，不愿意向世人讨好，宁愿忍受饥寒，也不愿意牺牲自由和人格，做笼中鸟，换取温饱。然而，这首诗的艺术水平怎么样呢？窃以为，其语言全无张力，除了押韵，也别无音律美可言，竟像是一幅未经训练的生手的画，虽有立意，却全无笔墨功夫。

 

十年了，

他们又来纪念了。

他们借我们，

出一张红报，

做几篇文章；

放一天例假，

发表一批勋章：

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

 

要脸吗？

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

我们那时候，

威权也不怕，

生命也不顾；

监狱作家乡，

炸弹底下来去：

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

 

别讨厌了！

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

大家合起来，

赶掉这群狼，

推翻这鸟政府；

起一个新革命，

造一个好政府：

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十，十，四

 

这首《双十节的鬼歌》写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前几天。“鬼歌”就是革命烈士之歌，“死亦为鬼雄”的鬼雄之歌。诗以辛亥革命的先烈们的口吻，谴责现政权对于革命理想的背叛，对于天下人民的欺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难道就换来这样一个豺狼当道的结局吗？这慷慨激昂的演讲，再起革命的呐喊，令人怦然心动，热血沸腾！

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那“威权”，应该就是专制独裁的野蛮统治吧，那是与青年们向往的民主自由宪政截然相反的一种政治，那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所深恶痛绝的一种国粹。两年前，胡适就写过一首《威权》：

 

“威权”坐在山顶上，

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

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

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

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

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

“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威权》一诗的末尾，还加了一个注释：“八年六月十一夜。是夜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半夜后，某报馆电话来，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那是1919年五四之后，两个突发事件激发的一首诗，诗人在诅咒统治这个世界的“威权”，在期待奴隶们的反抗的胜利。

胡适的这三首诗，其思想性是一目了然的，崇尚自由，痛恨专制，蔑视威权，其诗家情怀也是一以贯之的，作为其言之有物，关切社会现实的诗学主张的身体力行之作，也足以让后来的白话诗人仰慕或汗颜。但是，从艺术角度看去，其诗质，其诗美，又是难以高估的。

而胡适的较为隽美的白话诗，恰恰是“言之无物”，与社会批判无关的。《尝试集》第四版定稿之前，胡适曾经邀请多位友人帮自己删诗。主张写诗“不用典”的胡适，这删诗之举却大有出典，《诗经》三百篇相传就是孔老夫子删定的。胡适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个诗坛佳话。受邀为胡适删诗的共有六人，包括名满天下的周氏兄弟。出人意料的是，胡适的诗有一首被鲁迅、周作人不约而同地看好，鲁迅在给胡适的信里说：“我觉得近作中《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试看这首1920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夜》：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诗人多情，与秋天有约，又终于失约。诗的前四行，只是描写了两棵秋树在月夜的惨淡影像，算是铺垫和起兴吧，后四行则写了“我”与秋的互动，透露出难以履约的怅惘和失落。这样一首诗，不仅算不得“言之有物”，恰恰还有点“无病呻吟”，甚至还正是胡适自己所批判的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的颓唐之作。

 

 

《兰花草》魔咒

 

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重申“作诗如作文”，鼓吹“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他批评传统的五七言诗“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胡适还创造了一个比喻：旧诗如缠脚，新诗是天足。

然而，人们发现，胡适自己苦心积虑百般尝试的白话诗，却没有一首艺术杰作，没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名篇，以致今人要编一个白话诗的精华选本，如何选胡适的诗，一直都是一个难题。包括上述那首《十一月二十四夜》，其实也未必就好到哪里去。鲁迅的美言，怕也有几分是客套话，一封短信，连说了六首“可删”，最后说一首的好，缓和一下语气，也是人之常情。

而胡适有一首五言诗《希望》，写于1921年10月4日，补入《尝试集》第四版，当时并不起眼，后来却一枝独秀：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1979年，诗人已经作古，这首诗在诗人最后归宿的台湾岛上被谱曲传唱，改题《兰花草》，并跨过海峡，唱响大陆。这首诗并不是胡适极力尝试的自由诗，而是一首旧体的五言诗，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就真有点造化弄人了。

在《〈尝试集〉自序》里，胡适说：“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在《谈新诗》一文中，胡适又说：“五七言诗是不合语言之自然的，因为我们说话决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然而，奇怪的是，胡适所作的“合语言之自然”的许多自由诗深居简出，“不合语言之自然”的这首五言诗却不胫而走。

针对胡适关于五七言诗“句法太整齐”“不合语言的自然”的论断，胡先骕独出心裁地指出：“诗出于歌谣，文出于语言。而歌谣与语言，一发原于情感，一发原于智慧，皆为初民同时所共具之才能，非歌谣出于语言也。不观乎鸟乎，在能歌之鸟，歌与语显为殊异之才能而绝不相紊。今取语言以况诗歌，是持不同类之物以相比较。”原来，诗与文各司其职，各有起源，“作诗如作文”竟是谬见。原来，所谓鸟语花香，与花香并称的鸟语，实际上是包括了“鸟语”和“鸟歌”两种声音表达的，人类的语言与歌谣也应是各有源头，不容混淆。胡先骕此论可能非常精辟，它至少提供了一种新奇的思路，让我辈困惑者眼前一亮，豁然开悟！说话不能句句是五字或七字，唱歌却不妨句句是五字或七字，胡适此诗入乐，就是一个明证。

还有，诗由唐之“主情”，转向宋之“主理”，直至今日所谓“主智”，实则魏晋玄言诗的死灰复燃，都是大可质疑的。为什么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是不是因为诗出于歌谣，文出于语言，而歌谣与语言，一发源于情感，一发源于智慧，而宋以后的诗，不遵循歌谣的抒情传统，却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说理炫智，偏离了正轨，走向了歧途？这个问题值得诗家深入探讨，限于篇幅和才力，拙文不赘。

胡先骕质问胡适：“既爱其思想与言语之自由若此其挚，则何不尽以白话作其白话文，以达其意，述其美感，发表其教训主义，何必强掇拾非驴非马之言而硬谓之为诗乎？”可叹国人“掇拾非驴非马之言而硬谓之为诗”久矣，积非成是，至今还很时尚，譬如《0档案》之类！

 

 

白话诗的前世今生

 

1916年8月4日，胡适给同在美国留学的任鸿隽的信中，豪情满怀地说：“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

可是，白话韵文即白话诗这一“文学殖民地”早就有了，早已留下了先人的足迹和建树，何须二十世纪大智大勇的胡适单枪匹马前往新辟？这就像欧洲人之所谓发现新大陆，在哥伦布的那条帆船抵达之前，印第安人早已抵达，早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何劳哥伦布再来发现？

说中国的白话诗、自由诗古已有之，这是有根据的。如果说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还只是零星之作，到了明清歌谣，白话诗、自由诗可就是大批量涌现了，而且比胡式白话诗更为流丽，更为练达，更为圆熟。试看冯梦龙所辑明代情歌集《挂枝儿》所载的一首《月》：

 

青天上月儿恰似将奴笑，

高不高，低不低，

正挂在柳枝梢。

明不明，暗不暗，

故把奴来照。

清光你休笑我，

且把自己瞧。

缺的日子多来也，

团圆的日子少。

 

《挂枝儿》收录的明代民间情歌共400多首，皆出以白话口语，其句式和章法与今人所谓白话诗、自由诗几无二致。胡适尝试白话诗时，尚在大洋彼岸，想必并未读到此书。多年后，胡适终于搜罗到《挂枝儿》，他1935年5月16日给顾颉刚的信里说：“今天上海寄来《挂枝儿》两册，寄一本给你。”

与之异曲同工的，有清代俗曲选集《霓裳续谱》，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选北京一带的时调小曲622首。还有《白雪遗音》，刊刻于道光八年（1828），收入曲词700余首。试看《霓裳续谱》所载的一首《便音寄生草》：

 

独自一个灯儿下，

灯儿灯儿，灯王菩萨，

昨夜晚

咱三人说的什么话，

今夜晚

有你有我无了他。

 

抬了抬身子，

剔了剔灯花，

剔灭了灯，

又害相思又害怕。

 

李白曾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写生命的孤独。此歌中的女子，昨晚与“他”在寺庙约会，有菩萨掌灯，为爱情作证，今晚却是灯王犹在，那人爽约，三方缺一，形单影只了。这份诗趣何等凄美别致！就诗的形式而言，它早已挣脱格律禁锢，全然不讲平仄对仗，其随意挥洒的墨与泪，心底流淌的歌与哭，又岂是二十世纪的胡适那生涩的白话诗所能比拟？

有人做过统计，说中国的民歌题材狭窄，百分之九十都是情歌。大概是由于中国人被礼教管束得太严，情欲压抑，在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就到艺术里去发泄，所谓“饥者歌其食”，性饥饿者一开口就是情歌酸曲，就连那支陕北名歌原本也是“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回到“饥者歌其食”的本义，清代俗曲选集《白雪遗音》里，就有一首题为《讨饭》，唱的是穷人饥饿难捱，想要出门讨饭的悲苦之情：

 

世界上最苦苦不过的难挨饿，

眼看着断顿无米下锅。

是怎的，

说不饿来偏要饿。

论住处，

两间房子倒有半间破。

欲待揭借，

没人给我。

要饭吃，

暂且充饥不挨饿。

怕只怕，

阴天不下雨狗咬着。

 

不要说民歌俗曲不是诗，《诗经》三百篇即多是民歌俗曲。只顾横向的移植，忘却纵向的继承，带着几分历史虚无主义，一切从头开始尝试，这就注定了胡式白话诗的先天不足。

偶见一文，标题挺俏皮的，叫做《胡适：从蛹到蝴蝶，中国新诗的缔造者》。可是，中国的白话诗早已是美丽的蝴蝶，从明到清，翩翩飞舞，今人为何视而不见，还要不辞辛劳，从零起步，从蛹开始呢？

 

 

胡适世家

 

胡先骕《评〈尝试集〉》，其最后的结论是：“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矣。”胡先骕铁嘴直断：白话诗不可能打败古典诗歌，胡适不可能入主咸阳夺了秦玺，成为汉高祖刘邦，胡适及其《尝试集》的历史地位，不过是首举义旗而走不出多远的陈胜吴广。

当年陈胜吴广造反，理论不过“天下苦秦久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力不过“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其揭竿而起之后，如果没有关东六国的响应，没有楚汉各路兵马的继起，其反秦不过是一个偶发事件，其历史地位可能还不及博浪沙那位大力士刺客。

作为古典诗歌的一介叛卒，胡适携“两个黄蝴蝶”上阵，其登高一呼，如果没有八方响应，群雄并起，其白话诗发难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历史的笑话了。

但胡适有清醒的历史感，他知道唐以后中国文学由文言转向白话的大趋势。“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元代“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而近代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互为表里，即便梁启超、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偃旗息鼓，诗界革命的热流依然在地底涌动，中国诗界已不可能归于同光体的麾下，南社于右任、高旭等更已推出了各自的白话诗篇。当此之时，留学美国的胡适与执掌《新青年》的陈独秀里应外合，打出“白话诗”的大旗，正合乎历史的预期。

不必指证胡适白话诗理论的破绽，不必嘲笑胡适《尝试集》诗作的青涩，也不必嫉妒胡适的暴得大名。历史走到这一刻，胡适审时度势，果断出场，其马到成功原本是可以预期的。胡适的理论和创作再不济，也会因为响应者的不断加盟，而以盟军首领的资格彪炳史册。就算胡适只是陈胜，做不了汉高，在中国诗歌的《史记》里，得不到一篇“本纪”，也少不了一页“世家”。

令人困惑的倒是，陈胜之后，白话诗的汉高在哪里？登基了吗？如果由中国读者一人一票，搞一回大选，中国诗歌的“秦”与“汉”，谁更有胜算呢？近百年过去了，这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原载《书屋》2017年第2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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