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词人，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除此之外，唐宋八大家也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卓越成就。考察一下唐宋时期的文学高手，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是高官。但也有一些特例，例如，李白因没有考科举，朝廷虽然想重用，但他在朝廷呆了不长的时间就走了；杜甫因逢战乱，命运不佳，官做得不大；李贺因避父讳，未能考科举，所以没有当官；苏洵两个儿子有出息，自己当官时间不长；其他唐宋时期的著名文学高手大都地位显赫，其中李后主、宋徽宗还是皇帝。但是，到了北宋苏东坡以后，文学大家做高官的越来越少。李清照不是官，辛弃疾、陆游诗文成就和官品地位都不及苏东坡。元明清时期，朝廷里的高官更多是学者，而非文学家。可以说，文学高手做大官，苏东坡是最后一位，也是最高峰的一位。苏东坡之后，官方地位显赫的文学家，在中国历史上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这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在隋朝建立后，到北宋前期之前，诗赋都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唐朝时期，朝廷还特别重视诗歌，经常举办诗歌比赛，这一政策导致大批文学才能突出的人能够进入官员阶层。唐朝将诗赋列入科举内容的政策也延续到了北宋，因而在北宋前期，高官行列中，也出现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位，个个都是高官。不仅如此，苏东坡除了文学才能突出外，还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称之为“苏学”或“蜀学”。其地位并不亚于当时二程兄弟刚刚形成的“理学”。那么，文学家做高官，为何在苏东坡之后就急转直下呢？
    唐宋八大家中有一个人名叫王安石。文学家做高官现象的改变，就是因为王安石。王安石除了文章写得好以外，在学术上也创立了一个流派，称之为“新学”或“荆学”。如果把“理学”、“苏学”、“新学”当成北宋前期出现的三个学术流派，那么，在王安石之后，“新学”占据官方学术的统治地位长达60多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学术的地位，是在南宋后期确立的。王安石“新学”的具体内容如今大多失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王安石做了大官以后，变法的内容之一，便是在科举考试中取消了诗赋。由于科举不再考诗赋，文学才能不再作为当官的重要素质之一，因而，文学在社会上的整个地位都下降。苏东坡死于王安石之后，虽然王安石死后，科举考试曾经短暂地恢复过诗赋考试，但是，此后几百年间，经义策论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已成定局。
    北宋、南宋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党争”。很多学者在评价两宋“党争”时，常常说它只是文人的“意气之争”，这个“意气之争”的“党争”也被认为是造成宋代朝廷软弱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意气之争”，本质上牵涉到一个严肃的问题。科举同今天的高考不一样，它是用于选拔官员的。那么，选拔官员应该以什么为标准，实际上成为两宋“党争”或“意气之争”的关键之一。在王安石看来，一个好的文学家未必能成为好的官员（虽然他本人也算不错的文学家），这是王安石在科举中取消诗赋、增加律学考试的根本原因。依今天看来，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大都对文学才能没有要求，个别国家有文学家当总统的，那只是特例。如今的政治家，要发表演讲，发表文章，大都有写作班子代为捉刀。
    由此我们看到，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改革实际上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斗争的体现，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现象出现，新的问题出现，必须要有新的办法去面对和解决。中国首创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到王安石时代，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选拔官员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便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王安石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经后人调整后，在中国有效行使了几百年。
    但是，社会依然是在不断变化的。王安石制定的科举考试方式，后来也面临问题。比方说，到明末清初，顾炎武就对王安石制定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顾炎武认为，王安石制定的科举考试方式，几百年来没有大的改动，只有小的调整，是造成八股文泛滥的原因，从而使得科举选拔的十之八九都是庸才。顾炎武主张科举考试中恢复诗赋，他认为，诗赋虽然被认为是雕虫小技，但写出好的诗赋，必须有综合的素质。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是否是解决官员素质问题的有效办法，这里不做评价。但是至少，顾炎武对王安石的批评，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原则：没有一劳永逸的政策，随着时代的变化，政策制度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传到西方后，西方根据他们自己的现实，借鉴了其精髓，并做出了较大的改进，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西方的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也在向东方学习。但在学习过程中，并没有照搬东方先进的方式，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做出改进和调整。如今，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不顾现实地照抄照搬也是不行的，也会产生巨大的不适应，并产生危害。苏东坡为何成为绝响，原因其实很简单。但是，苏东坡现象的背后，却是一个人类社会至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官员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素质？什么样的人才能做政治家？对于这个问题，恐怕还要根据不同社会的现实，找到适合自己的标准。

补充阅读：千年科举一局棋 （注：本文有删节）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14日14:09 时代人物周报

　　实习记者 汤涌 方会磊

　　
　　吃得多干得少的“文青”们

　　北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自己是军人政变出身，对武将就特别提防，而对读书人更重用一些。但对“读书人怎么才算有文化”这个命题，皇帝其实不够明白，于是还是按照唐朝旧制，以文学水平来选拔人才。

　　宋太宗时的科举考试大搞扩招，第一次就连录带赐地给了五百人进士功名，比他哥哥宋太祖十五年录取人数总数还多五十多个。宋真宗更是写劝学诗拉大家来参加科举考试，几代皇帝的努力之下，朝廷聚集满了许多“人才”。

　　但是大宋的内忧外患，是皇帝和这些“文青人才”都无力解决的：财政赤字需要理财能手，地方贫困需要优秀的行政人才，对辽和西夏的边界需要强将精兵。这些人才都不是科举考试，特别是考诗赋的考试所能够选拔出来的。

　　但是朝廷选择人才的标准就是诗赋。北宋初年的高官大员们，无一不是出色的文学青年。宰相晏殊14岁就参加了“神童考试”，以出色的诗词拿下了头名，做了许多年的太平宰相不说，还出了个人词集《珠玉集》，他的儿子晏几道，也是仕途文学双丰收。

　　但这种文人治国享受太平的局面，到第六个皇帝宋神宗的时代，已经维持不了了。朝廷负担太重，官员俸禄和军费开支已经足以让国家财政出现赤字。北宋官员俸禄很高，而且这些吃财政饭的官员中，很多是“散官”，就是享受该级别待遇却没有正式职务的“人才”们。

　　愤青断了文青的仕途

　　王安石是个“愤青”，至少在保守派司马光眼里他是这样的。虽然他文学水平很高，中了进士，却更在意自己的理财能力和行政能力。

　　他和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一样，出身于贫苦家庭。这背景让他充满了改变现状的欲望。他说自己能够不增加农民负担而收上来更多税收，这让神宗眼前一亮。这种情况下，皇帝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

　　王安石在经济上的改革思路就是抑制兼并，防止农民失去土地。他用政府出资向春天生活困难的农民放贷款，然后秋天用粮食收回来。和贵族出身的司马光提倡的“放任自由”政策相比，更倾向于追求公平。

　　他在科举上也有了大措施，他想让“文商”高而“政商”低的官员越少越好，毕竟中央政府不是文学馆。于是他废除了“诗赋”和更倾向于考察记忆力的“明经”两种考试，只要求考“经义论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宁欣这样解释这次变革：“王安石的‘经义论策’考试，和文学基本没什么关系，变成一种考察‘思想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的考试了。”

　　王安石追求的是高素质的官员，他不想看到空谈的文人在帝国政权高层指手画脚。于是他一刀下去断了那些“文青”的仕途。

　　“文青”毁了改革大业

　　但王安石忘记了自己还处在文人官僚体制之中，他的那套太过超前的经济金融思想，还需要那些文人官员们去执行。他这个文青队伍的叛逆者和天才必须要依靠文青出身的官员们，但很多官员已经站在保守派司马光一边了。

　　成就事业难，毁一个事业就容易得多。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歪曲政策，一些官员是消极怠工不作为，另一些想看王安石笑话的就玩起了文字游戏：不是说要给农民贷款吗？那我就叫几个农民代表，让他们回去把这些贷款摊派出去。不想贷也得贷，这是王大人的政策，要怪怪他去。

　　更有一些流氓官员，贷款没给农民，却照样要收利息。好好一个青苗法，硬是就变成了乱摊派法。其他的几项政策，也无一例外地被执行得乱七八糟。王安石多次下重手整顿，总是摆不平，他不明白，自己当地方官的时候执行得好好的政策，怎么到这些文人手里就弄成了这样。

　　当保守派把反映农民卖儿卖女的《流民图》呈交给皇上的时候，皇上罢免了王安石。新政也被取消，一切回到了文青内阁执政时候的状态。文青官员们扳倒了王安石，自以为得意，其实他们扳倒了一次可能造成划时代进步的改革。

　　王安石亲自编写的科举教科书《三经新义》也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正式废除，此后的科举考试再次走上了文学道路，尽管后来也有人再提“经义考试”，却都是对经典的背诵式考试了。

　　沉闷的文青时代

　　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文青时代”，这个时代的科举制度大多是“命题作文”式的文学水平测试，文学青年们在迈向政权的路上一路高歌猛进。他们大多重视辞章、义理、和先哲圣人之言，却轻视经济制度和技术改进。

　　文青时代的几百年，也是一个强盛开放的中国逐渐走向衰弱的几百年。文青时代的科举也没有真正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儒林外史》、《西游记》、《聊斋志异》都是科举不得意者的作品。

　　宁欣教授也曾经评价科举考试中的诗词说：“考场上能考出好作品吗？真正的好作品，出现在酒桌上大家的唱和、送别之中。”

　　19世纪60年代，是中国已经非常衰弱，需要改革进步的年代。保守派的文青们还在高唱“臣闻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坚决反对洋务运动，反对学习西方。洋务派被逼急了，让他们拿出抵抗西方坚船利炮的法子。
……

　　指挥棒下的悲剧

　　明朝天顺年间，会试第一场时考场起火，考生们都被关在号房里，跑也跑不出，一下子被烧死了九十多人。至于平时在考场上考生自杀、病死和意外死亡(光绪年间有被蛇咬死的)，那就更多了。

　　所有的选拔性考试都有失败者，八股取士的年代里，没有任何一条明路是指给失败者。全国读书人都围绕科举这个指挥棒转起来的时候，他们没办法看到别的出路。每年考试结束发榜的时候，考生们都是坐在家中静听门外的报子，一旦听到飞马驰过又没有喊出自己的名字，他们就立刻面如死灰。

　　科举制度本来目的是为了选拔帝国官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个合格的制度，但是它成为这个国家惟一的指挥棒，把大量本来不应该在八股上浪费时间的人卷进科举中来，耗费青春，摧残了人才。当哥伦布、瓦特、牛顿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大干快上的时候，中国的多数年轻人，却陷在考试——落第——再考试——再落第的恶性循环当中捶胸顿足，不能自拔。

　　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八股取士误尽苍生，这个误，误导的是个人，耽误的，则是整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