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謝恩，盛極輒衰

        ——蘇軾《謝宣召入院狀》鈔記

   元祐元年（1086年），歷經烏臺詩案的驚魂、黃州貶謫的滄桑，蘇軾以禮部郎中之名奉召還朝，由此開啟了北宋政壇一段近乎傳奇的晉升之路：入朝僅半月，便遷起居舍人；不過三月，再晉中書舍人；轉瞬之間，拜翰林學士、知製誥；至元祐三年，更受命執掌知貢舉。這短短的三年，這位“生還萬里”的流放者，已然從政治邊緣躍居權力核心，成為時人眼中“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的宰輔候補，躋身宋代“四入頭”（三司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這一核心權力圈層。

   這份榮寵在《謝宣召入院狀》中被刻畫得淋漓盡致：“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宋太宗御筆親書的“玉堂之署”匾額，元豐改制後專屬翰林學士的金玉寶帶，這不僅是禮制層面的極致隆遇，更是皇權對其文名、政見的雙重認可。然而，面對如此驟升的榮耀，蘇軾筆下全無半分志得意滿，反倒以“空疏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自謙自貶，將這份超擢之功全然歸於“皇帝陛下采虛名而用臣”。這份刻意的低調與自抑，恰恰是讀懂這篇謝表深層意蘊的關鍵所在。

   謝表開篇“再命而僂”四字，暗藏著一段跨越千年的歷史智慧。春秋時期正考父的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正考父三朝為卿，地位越是尊崇，行事越是恭謹謙卑。蘇軾借這一典故自比，既回應了自己“坐閱三遷”的超常規提拔，更流露出一份深沉的政治警惕。這份警惕絕非無的放矢：元祐初年的朝堂，早已是暗流洶湧。司馬光去世後，洛黨、蜀黨、朔黨之間的黨爭日趨白熱化，而蘇軾作為蜀黨核心人物，其翰林學士的身份本身，便注定成為各方勢力緊盯的矛盾焦點。

   翰林學士素有“內相”之稱，專掌起草內廷詔令、參與裁決朝廷大議，因密邇禁廷、親近皇權，天然便卷入權力中樞的漩渦。蘇軾就任不久，監察御史孫升便上書直言警示：“蘇軾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不可以加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直白地將其視作潛在的“權臣之患”。蘇軾對此心知肚明，故而在謝表中反復強調“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他以“以民為本”的初心切割“結黨營私”的指控，用“愧汗交深”的惶恐姿態消解同僚的猜忌與提防。這正是中國傳統文人在複雜政治環境中，“避禍全身”的生存智慧與處世哲學。

   蘇軾的極速晉升，本質上是元祐更化後皇權“訪落求助”的政治選擇：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亟需平衡洛、朔諸黨勢力，而蘇軾兼具文壇領袖的聲望與不偏不倚的中間派立場，自然成為皇權用以制衡各方的關鍵棋子。但“非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的超常規提拔，終究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的神經：洛黨以程頤為首，不滿其“議論輕發、不拘禮法”；朔黨劉摯等人，則忌憚其“文采斐然、易惑人主”，各方明槍暗箭，從未停歇。

   謝表中“北門學士”的用典，更暗藏著制度史層面的深刻隱喻。唐代北門學士本是皇帝親信，專掌密詔起草以分宰相之權，卻因深度介入宮廷鬥爭，最終大多命運多舛。蘇軾深知，翰林學士“職親事秘”的榮寵背後，是“臺諫言臣者數四”的無盡風險。因此，他在文中刻意弱化權力屬性，轉而強調“大烹之養”的儒者待遇，將自己定位為“力圖後效”的文學之臣，而非覬覦權柄的政治新銳。即便如此清醒的自我定位，也未能阻止黨爭的蔓延。元祐六年，蘇軾終因“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事件遭各方集體彈劾，被迫辭免禁近之職，遠離權力中心。這一切，恰恰印證了“盛極輒衰”的歷史鐵律。

   即便深陷政治漩渦，蘇軾在《謝宣召入院狀》中仍堅守著一份核心信念：“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這份宣言，既是對皇權知遇之恩的承諾，更是對自我人生價值的期許。他明確拒絕成為依附皇權的“天子私人”，不願卷入派系傾軋的泥沼，始終以民生疾苦為念。後來出知杭州時，他疏浚西湖、修築蘇堤，減免賦稅、賑濟災民，正是這份“志常在民”初心的生動實踐。

   從黃州貶謫時“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豁達，到玉堂任職時“益勵初心”的堅守，蘇軾的“惶恐”從未消解其骨子裏的剛直，其“謙抑”也未曾磨滅其為國為民的擔當。《謝宣召入院狀》看似是一篇例行公事的謝恩公文，實則是一位智者在權力頂峰的自我警醒：榮耀越是熾烈，越要保持俯身謙卑的姿態；地位越是尊崇，越要堅守為民謀福的底線。這裏的“惶恐”，絕非怯懦退縮，而是對政治規律的敬畏；這份“謝恩”，不止於感恩戴德，更是對初心使命的重申。

   元祐四年，蘇軾已然預見朝堂危機，再三上書請求外放，最終以龍圖閣學士之職出知杭州，成功逃離了“黨人猜疑，別加陰中”的政治險境。他的主動退避，正是對《謝宣召入院狀》中“盛極輒衰”預感的清醒回應。這篇看似尋常的謝表，不僅記錄了一段仕途的巔峰時刻，更見證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存智慧：在順境中保持憂患意識，在榮耀中預見潛在危機，以謙抑之心平衡權力之重，以民本之志抵禦黨爭之擾。

千年之後，當我們重讀“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的字句，仍能清晰感受到那份穿透歷史的清醒與堅守。蘇軾用一生的實踐證明：真正的智者，從來不是在順境中張揚跋扈，而是在巔峰處懂得收斂鋒芒；從來不是在繁華中迷失本心，而是在喧囂中看清歸途。這份關於盛衰、堅守與智慧的啟示，至今仍值得我們深思。

      附原文《謝宣召入院狀》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溫，再命而僂；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親事秘，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疏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啟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慚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臣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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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入翰林院爲學士。

    再命而僂：《左傳·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謂第一次受命時低頭躬身，第二次受命時彎腰曲背，第三次受命時深鞠躬。使華：典出《詩·小雅·皇皇者華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意為尊貴的使臣。一節以趨：《禮記·玉藻》：“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注：“節所以眀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徴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

    故事：舊日的制度，例行之事。

    視草之官：負責起草、審閱詔書文稿的官員

    北門學士：唐高宗時，弘文館直學士劉禕之、著作郎元萬頃等，時奉詔於翰林院草制，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唐制，官衙都在宮城之南，院在銀臺之北，劉元等人不經南門，而於北門出入，時人因謂之“北門學士”。掾曹：指古代官府中分科辦事的屬吏。

    好爵：高官厚祿。大烹之養：指有丰盛的食品奉养，典出《周易·鼎卦》篆辞：“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养聖賢。”

    玉堂：指宋代翰林學士院的正廳。賜篆：指宋太宗淳化年間（990年～994年），太宗皇帝親自書寫了“玉堂之署”四個大字，賞賜給翰林院，命人刻成匾額懸掛。寶帶重金：指裝飾著金玉的珍貴腰帶。佩元豐之新渥：指宋神宗元豐年間推行官制改革（元豐改制）後，規定翰林學士有資格佩戴皇帝賞賜的“重金寶玉帶”。佩：佩帶；渥：指優厚的恩澤。

    三遷：指蘇軾自元祐年來，由罪臣遷爲登州知州，再升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又遷翰林學士。

    亮陰不言：典出《尚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指商王武丁（高宗） 在父親小乙去世後，守喪三年，沉默不語，將政事交由家宰處理。隱高宗之德：“隱”是隱藏、蘊含。這裏指武丁的沉默並非無為，而是在觀察、思考，蘊含著未來的大德與韜略。訪落求助：典出《詩經·周頌》中的《訪落》篇。這是周成王在即位之初，於宗廟祭祀時所作的詩，其中明確表達了“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序思於邇，輔予之將”之意，即向先祖禱告，並向群臣求助，希望得到輔佐，以應對艱難國事。已啟成王之心：“啟”是開啟、表明。這句話說，周成王通過《訪落》一詩，已經開啟了他那顆虛心求助、渴望賢能輔佐的君主之心。

    輔臣：輔弼之臣，後多用以稱宰相。法從：指陪侍皇帝左右之人。内相：唐開元二十六年，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專掌內命，參裁朝廷大議，人稱“內相”，後以內相為翰林學士的別稱。私人：指權勢者的親舊或部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