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證《論語》，詮釋與可

                 ——蘇軾《文與可字說》鈔記

      蘇軾在《文與可字說》中兩處引證《論語》，並非簡單摘錄文句，而是通過層層遞進的辯析，構建出對“君子處世之道”的完整認識框架，為後文詮釋文與可的品性奠定堅實的理論根基。第一處引《論語·子路》中子貢與孔子的問答，核心旨在辨析“鄉人評價”與“君子本質”的內在關係。孔子明確否定“鄉人皆好之”與“鄉人皆惡之”這兩種絕對化的判斷，提出“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的標準。這一主張看似已確立君子的評判準繩，卻被蘇軾進一步追問：“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答案是“未也”。蘇軾的深層用意在於，孔子此語是針對子貢的具體提問而發，僅僅是“賢於所問者而已”，尚未達到君子的最高境界。真正的君子居於鄉里，應當以自身德行主動感化他人：對善者而言，能激發其向善之心（善者以勸）；對不善者而言，能使其心生慚愧（不善者以恥），最終實現“不惡人，亦不惡於人”的圓融之境。這一辯析的關鍵，在於將君子的修養層次從“被他人評價者”提升為“主動感化者”，突破了簡單的善惡對立思維，指向一種更積極、更具包容性的處世哲學。

      第二處引《論語·子張》中子夏與子張關於“交友之道”的爭論，核心聚焦於“拒”與“容”的辯證關係。子夏主張“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強調交友需堅守原則、劃清界限；子張則提出相反觀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認為君子當以包容為本，若自身賢明，便無所不容；若自身不賢，則毫無資格拒絕他人。蘇軾對此的詮釋可謂一語中的：子張並非反對“不可者自遠”的結果，而是“惡其有意於拒也”。刻意排斥他人，會導致天下人紛紛遠離，最終陷入孤立無援之境；而“無意於拒”，則是順應本心與道義的自然流露，既能吸引同道中人，也能讓不義者自覺疏離，無需刻意對立。至於《論語·陽貨》中孔子拒見孺悲之事，蘇軾進一步闡明：這並非“有意之拒”，而是“以不屑教誨為教誨”的高明方式去引導。孔子辭以疾卻取瑟而歌，意在讓孺悲自悟不足，其本質與子張的包容之道相通，皆是不刻意為之的君子智慧。

      這兩處對《論語》的引證與辯析，最終匯聚為蘇軾心中的理想君子人格：不為世俗浮名與他人評價所束縛，不刻意排斥異己，以道義為立身根本，以德行為感化之器，既堅守原則底線，又兼具包容萬物的胸懷。

      蘇軾將好友文同的字定為“與可”，正是以《論語》所闡釋的君子之道為準繩，精准詮釋其獨特品性。“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文與可的為人處世，恰恰印證了蘇軾對《論語》的深刻理解，將紙上的儒家道義轉化為真實可感的生命狀態。首先，文與可“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的品格，是其“不取其拒”的核心根基。所謂“與可”，核心在於“與”：與道義同行，與善者為伴，與賢者相交，而非刻意選擇“與誰結交”“拒誰於外”。他堅守道義原則，不為權勢所脅；踐行仁義之道，不為利益所誘；修煉內在德行，不為名聲所累。這種內在的堅定與自守，使他無需刻意排斥不義之人。“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他對不義之事的拒絕，是順應道義的自然選擇，而非針對個人的刻意對立。這正是子張所主張的“尊賢而容眾”：尊賢，是因為賢者與道義同向，值得相交；容眾，是因為即便面對不義之人，也不刻意仇視、惡語相向，而是保持基本尊重。他的“拒”是“無意之拒”，由道義驅使而非私心所為，因而能達到“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的境界。

      其次，文與可的“與可”之道，完美踐行了蘇軾所推崇的“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的君子之效。作為北宋著名的畫家、詩人與賢臣，文與可深為文彥博、司馬光等賢達所讚許，更受表弟蘇軾的極度敬重。這正是“善者以勸”的生動體現：他的德行與才華成為善者的榜樣，激勵他人向善向賢；而面對不義之事與品行不端者，他雖堅決拒絕同流合污，卻從不惡語相加、刻意打壓，這種“堅守原則而不刻意對立”的包容，反而能讓不善者自覺慚愧，從而達到“不善者以恥”的感化效果。他不同於子夏“刻意拒絕”的處世方式，而是以自身德行為磁石，自然凝聚善者、疏離不義者，真正實現了“無意於拒”的最高境界。

      更為難得的是，文與可的“與可”並非毫無原則的妥協，而是“有原則的包容”。他所“與”的是道義、是善德、是賢能；所“不與”的是不義、是私利、是惡行。這種“與”與“不與”，完全取決於內在的道義標準，而非外在的世俗壓力、權勢誘惑或個人好惡。這與孔子拒見孺悲的智慧一脉相承：孔子並非無故排斥孺悲，而是以特殊方式引導其自省，既堅守了教誨的原則，又保留了對他人的尊重；文與可也並非來者不拒，而是以自身的德行立場為準，自然形成對不義的疏離，卻始終不刻意傷人，因而能做到“人亦莫之惡也”，成為眾人敬服的賢者。

      蘇軾以《論語》為據詮釋文與可之字，不僅是對好友品性的高度肯定，更蘊含著他自身的價值追求，以及兩人之間基於道義的精神共鳴。作為文與可的表弟與摯友，蘇軾對其品性可謂瞭如指掌；而《論語》作為儒家思想的核心典籍，是古代士大夫修身立命的根本準則。蘇軾引用《論語》並加以深度辯析，實際上是將文與可的品性置於儒家君子之道的價值框架中，既證明其符合“尊賢容眾、嘉善矜不能”的理想人格，也讓“與可”之字的內涵更具思想深度與文化根基。

      同時，“與可”之字的詮釋，也折射出蘇軾對交友之道的深刻理解。他欣賞文與可“取其與，不取其拒”的處世方式，這正是他自身所推崇的交友原則。以道義相投為基礎，包容他人之短，欣賞他人之長，不刻意排斥異見，不強求他人苟合。蘇軾與文與可的友誼，不僅是血緣帶來的親近，更是情誼的相投，最終歸結於道義與人格的高度契合。蘇軾通過對《論語》的引證與闡發，既精准詮釋了“與可”之字的深意，也揭示了兩人精神相通、友誼長存的核心根源：唯有道義相契，方能成為真正的知己。

      總之，蘇軾《文與可字說》對《論語》的引證，並非簡單的文獻借用，而是立足於儒家道義的深度闡發：通過拆解《論語》中的君子處世智慧，提煉出“不刻意為拒、以德行感化”的核心思想，再以此為鏡，照見文與可“守道忘勢、行義忘利、修德忘名”的真實人格。“與可”之字，既是對文與可處世之道的高度概括，是儒家君子之道在宋代士大夫身上的生動體現，更蘊含著蘇軾與文與可之間基於道義的深厚友誼，成為“以文釋人、以典證德”的經典範例。

              附原文《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

      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其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茍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為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茍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

      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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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子路》：“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論語·子張》：“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孺悲是春秋末期魯國的一位士大夫，曾作為魯哀公的使者向孔子學習喪禮，並在儒家禮學的傳承中扮演了角色。《論語·陽貨》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由於孔子不屑於教儒悲，因而推辭說生病了。然而，在儒悲走出門之後，他卻取瑟彈奏，故意讓儒悲聽到，從而旁敲側擊以使之明白其本意。

       文同是蘇軾的表弟與好友，我們在《文與可飛白贊》一文已有註釋。文同（1018年～1079年），字與可，號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稱石室先生。梓州梓潼郡永泰縣（今屬四川省綿陽市鹽亭縣）人。北宋官員，著名畫家、詩人。文同擅詩文書畫，深為文彥博、司馬光等人讚許，尤受其從表弟蘇軾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