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秘方，功過參半

                 ——《聖散子敘》鈔記

      蘇軾在家鄉眉山巢穀那裏學得秘方一帖，名《聖散子》，其後在黃州因時疫流行，以此方施救，獲救者不少。此後，在崇寧二年（1103年），永嘉地區瘟疫流行，以此方施救，亦“活人甚眾”。但是到了宣和年間（1119年～1125年）京師太學生誤用此方於溫疫，“殺人無數”，根據北宋官員陳以鐸的記錄，服用聖散子方的人，十個里面活下來的不到兩個，可謂害人無數。到了明朝，俞弁也記載了在江蘇吳中地區發生瘟疫時，人們用聖散子方，同樣導致大量百姓死亡。作為一帖原本救人無數的聖方，何以在後世竟成了殺人無數的毒藥呢？這就在於“時”與“氣”均在變化，而聖方竟未變，因而原本救命之方竟成了殺人之藥。中醫講究因時、因地、因人制宜。五運六氣理論認為，不同的年份、季節，氣候特點不同，人體的生理病理狀態也會相應變化，治病用藥自然也要跟著調整。在黃州和杭州時，瘟疫的致病因素主要是寒濕之邪，聖散子方正好能對癥治療。但後來瘟疫發生的年份，氣候條件和致病因素已經改變，如果還是盲目使用驅寒祛濕的聖散子方，就相當於火上澆油，不但治不好病，反而會加重病情，害人性命。

      至此，我們要對巢穀秘而不傳此方展開進一步反思，他之所以要秘而不傳，除了專利佔有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若此方傳到非人手裏，或許將會貽禍天下。古人墨守祖宗規矩，將一部分神驗的湯方不傳人，自有保護專利與防禁濫用之目的，因而我們對此也未可全盤否定。聖散子的命運跌宕，堪稱中醫“藥效”與“毒性”辯證关系的經典縮影。此方以高良薑、附子、麻黃等二十味藥材組方，核心功效聚焦驅寒祛濕，藥性偏於溫熱。這一特性，恰好與黃州、杭州“瀕江多卑濕”的地理環境，以及兩地瘟疫“寒濕疫邪為主”的病機高度契合。蘇軾謫居黃州時，恰逢“連歲大疫”，他依方製藥廣施百姓，“所活不可勝數”；崇寧二年永嘉爆發寒疫，此方再度派上用場，同樣實現“活人甚眾”的救治成效，皆因“藥證相符”的核心邏輯。

      然而，當時間推移至宣和年間，京師爆發的瘟疫與明代吳中流行的疫癘，致病因素已從“寒濕”轉為“溫熱”。此時若仍固守溫熱屬性的聖散子，無異於“以火濟火”。據北宋官員陳以鐸記載，當時服用聖散子者“十活不及二”；明代俞弁亦在文獻中提及，吳中百姓用此方治疫，“十無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這些慘痛案例，正印證了北宋醫家陳無擇“寒疫溫疫不可不辨”的警示：藥方本身並無絕對的對錯之分，悲劇的根源，在於脫離“時”（時代氣候）與“氣”（疫邪性質）的盲目套用。

      眉山人巢穀“秘惜此方，不傳其子”的選擇，絕非簡單的“專利獨佔”。這位與蘇軾、蘇轍兄弟有生死之交的游俠，深知聖散子“藥性微熱”卻被描述為“一切不問陰陽二毒”的潛在風險。他與蘇軾“指江水為盟”的禁傳約定，本質是對中醫“非其人不傳”傳承原則的堅守。在巢穀看來，唯有通曉五運六氣、能精準辨別寒熱虛實的專業醫者，才能真正駕馭此方，避免誤用之禍。

      蘇軾因“竊隘之”（認為秘方獨享過於狹隘）而打破約定，將聖散子傳予蘄水名醫龐安時，初衷本善。他既希望借助龐安時“善醫且善著书”的能力，讓此方得以傳之後世，也想讓巢穀的名字與藥方一同不朽。但蘇軾忽略了秘方傳承的核心前提，方隨證變，醫依理行。當藥方脫離“辨證施治”的專業體系，被簡化為“不問老少良賤”的“通用神藥”時，其原本的濟世價值便逐漸異化為傷人利器。這場傳承爭議，恰恰揭示了秘方傳承的核心悖論：一味秘藏，可能讓良方埋沒於歲月；盲目公開，又易因濫用釀成災禍。

      聖散子從“救世良方”淪為“殺人毒藥”的公案，本質是對中醫“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核心思想的生動註解。中醫五運六氣理論認為，隨著歲運更迭（不同年份的氣候節律）、地域差異（如南北乾濕、寒熱不同），疫邪的性質會發生显著變化：黃州、永嘉的瘟疫以“寒濕”為核心病機，需用聖散子溫化寒濕；而宣和京師、明代吳中的瘟疫，病機已轉為“溫熱”，需用清熱瀉火之方，若仍固守溫熱的聖散子，必然導致“差之毫厘，輒至不救”。

      明代醫家俞弁對此有精準剖析：“黃之居人所惑者，或因中濕而病，故服此藥而多效”，而吳中疫癘“非寒濕所致”，故聖散子“藥石無功”。這一論述提醒我們：中醫秘方的價值，從來不只在於藥材的固定配伍，更在於其背後“辨證施治”的思維邏輯。巢穀當初的“秘藏”，實則是對“缺乏辨證思維者誤用此方”的預警；而後世多次出現的“用藥致死”悲劇，恰恰印證了這種預警的必要性。

      聖散子跨越千年的功過史，為當代中醫秘方傳承提供了三重重要鏡鑒：其一，去神秘化而非去辨證化。公開秘方時，不能只公布藥材配伍，更需同步傳授“何時可用、何時不可用”的辨證邏輯，避免將秘方簡化為“包治百病”的通用神藥；其二，建立動態適配机制。可結合現代氣象數據（如年度溫濕度、降水分布）、流行病學研究（如不同地區疫病的病機特點），讓傳統五運六氣的時空辨證智慧與現代科技結合，提陞秘方的適配性；其三，堅守傳承門檻。可傚彷龐安時“善醫且善著书”的模式，通過專業教育、資格考核等方式，確保秘方僅傳授給具備紮實辨證能力的專業醫者，從源頭規避濫用風險。

      從唐代孫思邈論三建散“救急特異卻不近人情”，到宋代聖散子的興衰沉浮，古人早已用實踐昭示一個核心真理：秘方的靈魂，在於“用方之人”的辨證能力與“用方之理”的科學遵循，而非藥方本身的固定配伍。秘方公開與否，並非關鍵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能否守住“辨證施治”的底線。守住這條底線，秘方便能成為“濟世之具”，功在千秋；守不住這條底線，秘方便可能淪為“殺人之器”，禍及萬民。

           附原文《聖散子敘》

      昔嘗覽《千金方》。三建散云：“風冷痰飲，癥癖疒皆瘧，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效靈，不拘常制，至理開惑，智不能知。今僕所蓄聖散子，殆此類耶？

      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餘。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於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平居無疾，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倍常，百疾不生。真濟世之具，衛家之寶也。

      其方不知所從出，得之於眉山人巢君穀，穀多學好方，秘惜此方，不傳其子。余苦求得之。謫居黃州，比年時疫，合此藥散之，所活不可勝數。巢初授余，約不傳人，指江水為盟。余竊隘之，乃以傳蘄水人龐君安時，安時以善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欲以傳後，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與此方同不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