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闢蹊徑，奇石供僧，

                 ——蘇軾《怪石供》鈔記

      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蘇軾儘管在黃州呆了兩三年，但“烏臺詩案”的餘悸尚存其心。謫居生涯的困頓與茫然尚未消散，待到夏日江汛初平，齊安小兒江浴覓石的活潑場景，既暗合“江水暖宜浴”的時令特徵，更藏著蘇軾在逆境中尋覓精神慰藉的微妙心境。那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的“群石之長”，連同二百九十八枚泛著紅黃白光暈、紋如指螺的江石，實則是他從滔滔江波裏打撈的“心靈錨點”，借自然之物錨定漂泊的精神。

      蘇軾開篇即引《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的古說，卻以齊安江石的獨特質感，重新定義了“怪”的審美內涵：其一在“形怪”，石上螺紋如人指印般精巧，紅黃白三色交織如美玉，即便是精於繪事的巧匠，也難摹其天然靈韻；其二在“理怪”，他以“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的哲思，徹底顛覆了“玉貴石賤”的世俗價值排序。若世間石皆如齊安江石般秀美，尋常頑石反倒成了“怪”，打破了審美認知的固化藩籬。

      當他將奇石盛入古銅盆，“挹水注之”的瞬間，水光與石色交融成“粲然可觀”的景致，這正是對“天機之動，忽焉而成”的最佳詮釋：自然造物的靈秀，遠勝人工雕琢的刻意。這種審美轉向並非偶然，被貶黃州後，蘇軾常在“無用之物”中寄寓情志：正如唐人杜牧之《赤壁》裏對“斷戟沈沙鐵未銷”的凝視，此處“以餅餌易石”的舉動，更是文人雅趣對世俗功利的輕盈超越：用可飽腹的餅餌，換得不可食用卻能悅心的奇石，換來的是困頓生活裏難得的精神愉悅。

      佛印當時正住持廬山歸宗寺，他以“道眼觀萬物”的禪心聞名，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不執著於外物的貴賤。蘇軾以石為供，恰是摸透了這位方外至交的禪思。一方面，江石雖微末，卻勝在“天然清淨”，無人工雕琢的匠氣，無金銀珠寶的俗態，正契合禪宗“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本真。另一方面，他提出“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為貧寒修行者開闢了無需耗費資財的供佛之道，這與佛印平日弘揚的“淨土無貴賤”悲憫情懷不謀而合。

      更能體現二人默契的是這場“以石為供”的互動：蘇軾鄭重贈石，佛印接過便“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此後更將《怪石供》文句刻石留存。這種“以幻對幻”的呼應，恰如蘇軾好友參寥子所言“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將一場尋常的贈禮，升華為禪理層面的“遊戲三昧”：世間萬物本無固定相狀，唯有禪友間的相知相惜，才是超越物象的真切情誼。

      元豐三年的黃州，是蘇軾人生的至暗時刻，卻也是他文學與精神境界的涅槃期。在“餅餌易石”的童趣細節裏，藏著他日後“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底色：不因苦難而抱怨，更不向苦難低頭，轉而在江石的靈秀、小兒的嬉鬧、古盆的質樸這些尋常物件中，發現生活的生機與意趣。而他那句“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的宣言，更將個人的精神突圍，擴展為普世的生命智慧。真正的“供養”從不在物質的豐寡，而在心意的純粹；真正的“自洽”，也不在境遇的順逆，而在能否從平凡中看見不凡。

      這二百九十八枚齊安江石，最終成了跨越千年的文化符號：南宋曾幾在詩中追念“誰知怪石供，能坐我郊牧”，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裏描摹“滿地橫陳怪石供”，後世文人更是將“怪石供”視作東坡精神的象徵。蘇軾以石為媒，不僅開創了文房“清供”的新傳統，更留下了一份珍貴的生命範本。即便身處逆境，也能以審美之眼觀物，以禪意之心處世，在與自然、與他人的溫柔對話中，活出“與物為春”的通透與從容。

           附原文《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清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

   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

   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

   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凈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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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九《佛印本傳》所載，佛印“時年二十八，自其始住承天，移淮山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丹陽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四住雲居。凡四十年之間，德化緇白，名聞幼稚，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據相關文獻，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謫貶黃州，此時佛印正在歸宗寺任主持。到了元豐五年（1082年）九月，佛印禪師自廬山歸宗寺移住鎮江金山寺，任住持。據本文款識“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一語，則《怪石供》作於1082年無疑矣。當年九月佛印禪師已經移錫金山寺，則東坡作此篇時，他或許還在廬山。但無論是廬山，還是鎮江金山寺，均與黃州相去一段里程，因而他兩人相見應該是處於互訪之中。而文中“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一語，也提示了是佛印派人到東坡這裏，並非其本人。至於他兩人的方外交誼，各種文獻均有記載，此處無須贅言。

       《禹貢》：《尚書》中的一篇，意為“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它是我國最早的地理文獻，書中把當時的中國划分為九州，下文的青州即是古九州之一。

       歸宗： 即歸宗寺，原為王羲之故宅， 後捨宅為寺，寺中有王羲之洗墨池。

       佛印：佛印：宋代雲門宗僧。為蘇東坡之方外知交。法號了元，字覺老。俗姓林，饒州（江西省）浮梁人。自幼學《論語》等典籍，後禮寶積寺日用為師，學習禪法。曾登臨廬山參訪開先善暹，復參圓通居訥。二十八歲，嗣善暹之法，住江州（江西省）承天寺。後歷住淮山斗拱，廬山開先、歸宗，丹陽（江蘇省）金山、焦山，江西大仰山等剎。嘗四度住雲居；與蘇東坡相交頗深；並整編白蓮社流派，擔任青松社社主，對於淨土思想甚為關心。元符元年一月四日示寂，享年六十七歲，法臘五十二，朝廷賜號佛印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