窘境思友，傾吐幽憤

                 ——讀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孟東野書》是韓愈寫給好友孟郊的一封書信，寫這封信時韓愈正在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幕府任節度推官。汴州之亂發生在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以故信中有“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去年春，脫汴州之亂”等語，可見此信寫於貞元十六年（800年）春。此時韓愈三十三歲，而孟郊已經五十歲，他從四十六歲中進士，到此時仍未授官。韓愈於汴州之亂後的當年秋天暫時託身於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幕府，做了節度推官。而韓愈對張建封並不滿意，這從他寫給張的兩封信中可以看出來。正是處在這種窘境下，他才給境遇相似而身處異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寫了這封信。

      貞元十六年（800年）春，三十三歲的韓愈正羈旅徐州，在節度使張建封幕府任節度推官。這位日後掀起古文運動的文壇領袖，此時剛從汴州之亂的硝煙中脫身，雖幸免於難卻頗感前路茫茫。而他的摯友孟郊，時年五十，雖四十六歲登進士第，卻仍未得一官半職，在清貧中堅守古道。兩位身處困厄中的文人，以這封書信為紐帶，展開了一場跨越空間的心靈對話。

      信的開篇便直擊人心：“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寥寥數語便勾勒出知己間的默契：無需過多寒暄，便能確信彼此的牽掛。緊接著，韓愈以一連串叩問傾瀉孤憤：“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在這無人共鳴的現實中，“獨行而無徒”“是非無所與同”的孤寂，恰是對知己最迫切的呼喚。這種層層遞進的詰問，將懷才不遇的苦悶化作穿紙而過的歎息，讓讀者清晰感受到他在世俗洪流中的精神漂泊。

      轉而論及孟郊，韓愈的筆觸飽含复杂情感。“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這既是對友人品格的禮贊，也是對現實的無聲控訴。孟郊“無田而衣食”卻“事親左右無違”的操守，“混混與世相濁”卻“心追古人”的堅守，在韓愈眼中既是可敬的風骨，更是令人悲歎的宿命。這種“悲”，實則是同聲相應的共情。韓愈何嘗不是在“默默在此”的幕府生涯中，踐行著與孟郊相同的精神堅守？兩人看似各言其苦，實則在字裏行間完成了對“道”的共同捍衛。

      信的後半段，韓愈以平實筆觸鋪展生活軌跡：從汴州之亂後的顛沛流離，到符離睢上的寄人籬下，再到被強留幕府的“默默在此”，一年間的輾轉如畫卷徐徐展開。“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這句慨歎，道盡了韓愈對官場束縛的厭倦與對自由的向往。而提及李習之婚期、張籍居喪貧況時的細緻交代，既顯友情溫度，又暗藏邀約深意：“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的懇切，將思念化作具體可感的期盼，讓這場精神邀約有了落地的支點。

      通篇讀來，這封書信最動人處，在於其“文從字順”中蘊含的千鈞之力。沒有雕琢的辭藻，卻字字帶著體溫：寫孤獨則如臨其境，述友情則如見其人，歎命運則如聞其聲。從思念起筆，經對友人境遇的感懷，到個人遭際的鋪陳，終以相聚之約收束，情感脈絡清晰如溪，卻在平淡中積蓄著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為研究韓愈早年心境的重要文獻，這封信揭示了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家鮮為人知的脆弱面。在古文運動的宏大敘事之外，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渴望知音、堅守理想的普通文人，在困厄中依然珍視“道”與“情”的赤子之心。這種在逆境中不墜青雲之志的精神，正是這封書信穿越千年依然動人的根本所在。

           附原文《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