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帥富文采,書記多佳篇
——讀韓愈《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聽石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大抵作於貞元年間,係韓愈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南陽公)幕府之邀,為記錄其掌書記選任事跡而作,刻石立記以彰賓主相得之誼
。文章以節度掌書記職責為核心,強調該職需兼具“閎辨通敏兼人之才”,既能處理軍政文書、外交辭令,又需協理民政與祭祀事務。通過許孟容、杜兼、李博三人的任職經歷,指出南陽公張建封善識英才,其本人文章與幕僚文采交相輝映,形成“志同而氣合”的呼應關係
。文中以刻石為媒,既讚頌幕府賢能雲集的治世氣象,亦暗含對人才選拔理念的推崇。
韓愈的《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以其凝練的敘事與深邃的意涵,成為窺探中唐幕府文化的重要窗口。這篇短文不僅彰顯了韓愈“文以載道”的創作理念,更生動勾勒出節度使與掌書記之間“相得相彰”的職場圖景,為後世留下了關於人才選用與文政關係的經典註腳。
文章開篇即以“書記之任亦難矣”破題,直擊掌書記一職的特殊性。在唐代藩鎮制度下,節度使身兼軍政大權:既要統轄三軍、治理百姓、鎮守疆土,輔佐天子推行教化;又要處理與四方賓客、鄰鎮的外交事務。凡涉及朝覲禮儀、外交聘問、慰問表彰、祭祀祝禱的文書,以及地方政務、軍隊號令與官員升降的公文,皆需由掌書記執筆。韓愈明確指出,這類職位“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既需淵博的學識、敏捷的才思,更要兼具溝通能力與應變智慧。而掌書記的任用程序尤為特殊:先由節度使自行辟舉,再由天子正式任命。這種“帥自辟僚”的制度,使得主帥的文化素養直接決定了僚屬的素質水準,正如文中所言:“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
文中聚焦的“南陽公”,即中唐名臣張建封。他從御史大夫兼濠、壽、廬三州觀察使調任徐州節度使,在任十一年間,先後任用三位掌書記:其中高陽許孟容後來入朝擔任尚書禮部郎中,京兆杜兼官至尚書禮部員外郎兼觀察判官,隴西李博則以鄉貢進士身份授秘書省校書郎,當時正擔任此職。韓愈特別強調,張建封“文章稱天下”,其選拔的僚屬正是“閎辨通敏兼人之才”的典範。三者之間的關聯堪稱奇妙:若不瞭解張建封的文章,可觀三位掌書記的才學;若未見過三位書記的文辭,亦可從張建封的聲望中窺見一二。這種“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的互動關係,恰如“魚川泳而鳥雲飛”般自然融洽,既是才情的共鳴,更是志向與氣度的契合。
從文學技法來看,韓愈以“互文見義”的筆法構建了精妙的論證邏輯。通過三位掌書記的仕途成就,反證張建封的識人之明;又以張建封的文壇聲望,印證三位書記的才學水準。這種雙向印證的寫法,既避免了空泛的讚譽,又讓“帥才與僚才相得”的核心觀點更具說服力。文中“魚川泳而鳥雲飛”的比喻尤為傳神,既呼應了儒家“和而不同”的處世哲學,又暗合了唐代文人“各展其才”的精神追求。
深入剖析可見,這篇短文實則暗藏韓愈對唐代人才制度的思考。在藩鎮勢力崛起的中唐時期,張建封幕府的“文才聚合”並非偶然:主帥以文名立身,自然會以更高標準選拔僚屬;而優秀的掌書記既能以文辭助主帥推行教化,又能通過政務實踐提陞文學的現實品格。這種“文政相生”的關係,恰是韓愈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的生動體現——文人不僅要以文才顯達,更要以實幹濟事。
韓愈為何要將此事“刻石以記之”?表面是為紀念這段“賓主相得”的佳話,實則寄寓了他對理想政治生態的期待:希望後世主帥能如張建封般“以文取才”,僚屬能如三位書記般“以才輔政”,讓“志同氣合”的協作精神成為官場常態。這方刻石由此超越了單純的記事功能,成為一面映照人才觀與文道觀的鏡子。
今日重讀此文,仍能感受到穿越千年的啟示:優秀的團隊必然是“主帥有格局,僚屬有才華”的共振體,而文化修養與專業能力的相輔相成,永遠是職場協作的核心密碼。韓愈以極簡的筆墨,為我們留下了關於人才、管理與文化的永恒思考,這正是經典文本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所在。
附原文《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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