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作文者可長可短,長者言盡義足,短者則言簡而意該。同為諸生請教,韓吏部之答李翊則不厭其煩,循循善誘;而答尉遲生則寥寥二百餘字,然則義不曾少矣。
韓愈在給尉遲汾的答書中,開宗明義,直入主題,指出“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而這其中最為關鍵的東西是“文”的實質,因而但凡君子都會慎重對待其“實”。作為“文”外表所涵蓋的“實”,它的生發是不能掩飾的,必然彰顯其美惡之實質。這就是說,凡是要追求“文”之達者,必須在本質上用功,從而實現其遠大目標。
我們知道,蜜蜂釀就一小瓶蜂蜜,必然要採遍滿山鮮花;行者要完成千里之程,則必宿舂其糧;學者要完成學業,必然讀破萬卷之書。但凡要達到一定的高度,首先便要累積自己的勢能,然後方可一蹴而就。《莊子·逍遙遊》所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就說明了積累知識,培植勢能,在實現遠大目標中的重要意義。本此原則,韓愈提出:“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這便是告誡後學必須注重知識的積累,要博覽群書,因為只有“讀書破萬卷”,方可“下筆如有神”。同理,韓愈在答李翊的信中陳述了自己學習古文時的“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經歷之後,也曾強調了知識的積累。他還打了個形象的譬喻,他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這些均說明了學識的積累,對於成就學人的文章風采,是一個非常必要的過程。凡是學人向韓愈請教,他都會這樣給後生們說,尋常有人問起作文之道,他也會如此回答。
在此基礎上,韓愈進一步向尉遲汾強調自己作文所奉行的是古之道,並非如當下那些投人所好的時文。作為尉遲汾,其本人已經具備了很好的學養,但還能虛心向韓愈請教,韓愈自然是不會吝嗇言辭的。但韓愈也再三強調,他所奉行的是“古之道”,作為古之道自然是不會迎合時文的。那麽,尉遲汾你又何必如此追求新異呢?更何況這條路是佈滿了荊棘與坎坷的,你又何必如此去耗費自己呢?這些話看來是在規勸尉遲汾放棄對“古之道”的追求,實則是在檢驗他學習古文的信心與毅力。因為在當時社會,“有志乎古者希矣”,而“志乎古必遺乎今”,這是需要有堅韌的毅力與決心方可實行的。
韓愈接著還在誘導尉遲汾走仕途,他說:“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這種誘導,實質上也是在繼續考驗尉遲汾,看他學習古文的決心到底堅定與否。倘若是有志於古文,願意為此付諸終身,那麽我韓愈也曾走過這條路,請讓我繼續給你說說吧!
從韓愈的強調雄厚的學識積累來看,這自然是通向學術殿堂的必由之路,也是真正愛護後學,爲之充實學識而使之受益終生。從莊子的厚積風而南圖,到韓愈的“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再到蘇軾所謂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稼說送張琥》),足以見出累積學識的重要性。再則,韓愈所選的“古之道”,既是一條別開生面的光明之道,同時也是佈滿荊棘與坎坷的艱難之路。因此,韓愈一方面希望能有更多的後學加入其中,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此路的艱險必然招致人生畏,因而他才反復試探尉遲汾,最後方吐真言。
附原文:《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遊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按:文中的尉遲生,應當就是尉遲汾。據《五百家注韓昌黎文集》所載:“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於温洛。’又嘗薦汾於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尉遲汾,字里不詳。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與韓愈同遊洛北惠林寺。時方應進士試,韓愈致書試官,以出群之才薦。次年登進士第。憲宗元和間,任太常博士。遷祠部員外郎。敬宗寶歷元年(825)任國子司業。文宗大和二年(828年)任少監。旋官衛尉少卿,曾陪河南尹王璠至嵩山祭岳,並作詩狀嵩高靈勝。次年任河南少尹。事跡詳《登科記考》卷一五、《郎官石柱題名考》卷二二。《全唐詩》存詩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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