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戴記》的編纂，迄今已超過兩千多年了。雖說它是在眾多先秦古禮典籍及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但其最終成書，還是出自小戴之手。小戴之生卒不詳，但我們知道他在漢宣帝時（前74年～前48年）曾被立為博士，也參加過石渠閣議。

       《禮記》作為儒家的經典之一，它與《周禮》《儀禮》合稱爲“三禮”。全書對 “禮” 的內涵、意義、實踐等方面做了深入闡釋和補充，是研究儒家禮學思想的重要資料，在儒家文化傳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自東漢鄭玄為《禮記》作注之後，其地位逐漸上升，到了唐代被列為 “九經” 之一，宋代時成為 “十三經” 的重要組成部分。

       《禮記》中的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倡導的道德規范、禮儀制度等也成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社會秩序和文化傳承。例如，其中的家庭倫理觀念影響了中國傳統家庭結構和家庭關係的形成與發展；其教育思想對古代教育體係的構建和教育理念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禮記》還對東亞文化圈的國家如日本、朝鮮、越南等的文化和社會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透過兩千多年人對社會模式的詮析，我們可以知道社會運行有大同模式與小康模式。若以其標凖來衡量當今社會，又該確定爲何種模式呢？

              《禮運》節鈔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一作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