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蔡論》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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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滅殷後封弟鮮、度於管、蔡,讓他們監治殷的遺民,史稱管叔和蔡叔。武王死後周公攝政,管蔡以為對年幼的成王是一種威脅,於是輔佐殷紂之子武庚起事,事敗後管叔被殺,蔡叔被放逐。管蔡一直被傳統的歷史學家稱為叛逆之臣,而此文卻說他們二人是忠臣義士,懷疑周公是不瞭解情況,他們本來都“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可遇上了周公突然攝政這樣的大事,“不能自通”,“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其本心在於忠誠王室。
本文一反這古時舊說,指出管、蔡是聖人文王、武王、周公提拔任用的,如果說管、蔡是壞人,就等於說三聖用人不明,從而得出管、蔡決不是“頑凶”的結論。並認為管、蔡的懷疑周公是出於“忠於乃心,思在王室”,對周室的懷抱忠誠。這些見解都是發前人所未發,在當時是很大膽的。作品思想新穎,文筆犀利,議論透闢,堪稱我國早期的著名的一篇史論。
若剋實而言之,竊以為對於周公的攝政,作為兄弟的管蔡二叔懷有疑惑,自在情理之中。而周公的誅殺管、蔡,並非爲成王誦立極,只不過是爲自己立威而已。若非周公最終返政成王,贏得完美名聲,反之則管蔡流言乃是伐叛之昌言也。要而言之,周公旦與管叔鮮、蔡叔度非但爲兄弟,且鮮、度二人仍為周天子之忠臣。周公攝政而誅殺此二人,其目的乃是給自己立威,而非爲成王誦著想。因為,管叔與蔡叔壓根就沒有反叛成王的心思,他們僅僅只是不滿周公攝政之專權而已。要不然,如後世盛傳“桐葉封弟”之傳說,雖一度被作為正面教育材料流傳,而被唐人柳子厚便窺出其中端倪,作《桐葉封弟辨》。子厚認為:“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我們從另一角度也可以看出,幼年的成王誦在周公攝政時,連正常的童年遊戲也不能有,何其苛刻專橫!因而也不難想象周公殺掉兄弟管叔鮮,流放兄弟蔡叔度的殘忍舉措,竟然是給自家立威而不顧手足情誼也。
附原文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显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於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都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明議也,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承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惡而任頑凶頑凶也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暗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萬顯三聖之用也有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