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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物色》鈔記

(2023-07-27 10: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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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

文化

舉凡文學作品,未有不涉及景物描繪者,愈是優秀的文學作品,愈是簡略的幾筆寫景,便將五內烘染畢盡。諸如唐人所謂“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誦之令人滿目蕭然。又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纔一上口,便睹思鄉之摯情矣。足見巧妙的景物描寫對於烘托環境,表達作者的主觀情感,是非常重要的輔助手段。惟其如此,劉勰認為:“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更何況“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此後作者折轉筆鋒,就物色之種種闡述開去,體現了“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特色。再看作者轉引《詩經》中的那組疊音詞,則更是情韻具足。請看:“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其中,灼灼其華,出自《詩經·桃夭》,誦之則恍見“宜其室家”的窈窕淑女。依依二字出自《詩經·採薇》,讀此二字,腦際自然跳出“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句。杲杲二字出自《詩經·伯兮》,誦“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之句,自然可觸感到對遠征親人的思念。瀌瀌二字出自《詩經·角弓》,“雨雪瀌瀌,見晛曰消”乃是其原句。喈喈本是鳥類的叫聲,在《詩經》中多篇有援用,諸如《葛覃》、《風雨》、《出車》、《鐘鼓》皆有採用,或是黃鳥叫聲,或為雞鳴,或為倉庚(黃鶯)聲,亦可爲鐘鼓之聲。喓喓爲草蟲叫聲,在《詩經》的《草蟲》與《出車》篇均有援引。凡是讀過《詩經》的人,只要觸碰到這些詞彙,便會跳出詩經中的原句,從而進入其所描繪的情境之中。至於《詩經》中的其他狀物之辭,比如“參差”、“沃若”等,均濃縮了無盡的情景含義,令人觸而生情。可見寫景在文學作品中重要作用,它不只是簡單的物色描摹,更是對主體情感的烘染,對作品主題的表述。

《物色》篇在《文心雕龍》全書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物色”論更是其中集大成的文學理論。它吸收了《詩經》、《楚辭》等經典著作中的優秀文學內涵,又融入了對當時文學風氣的批評觀點,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學理論,總結出了新的文學創造方法。
劉勰在《物色》篇中詳細地對“物色”進行了解釋,闡述了它的含義,探索自然外物對於創作主體的影響,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在其中提出了“心物交融”這一主要觀點,討論如何將創作主體和客體完全交融,從而達到“物有盡而情有余”的狀態。
筆者認為,劉勰之所以單獨撰寫《物色》篇,並在其中對“物色”如此大談特談,是因為他想通過“物色”論來表達他對於當時文學界“文貴形似”這一現象的批判,他在肯定文章需要重視“形似”的同時,還提出要把握好“神似”這一標準,並為此發表了其《物色》篇主要探討的“心物交融”這個觀點。他以“心物交融”為基礎,聯系了屈原創作《楚辭》的成功原因,即“江山之助”,融合自己表達的“曉會通”的觀點,對如何改變“文貴形似”這一創作現象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一、“物色”釋義
  “物色”一詞有很多的定義,歷代文學家都對它進行過解釋,並試圖闡釋它的含義,而劉勰在《文心雕龍》也對於“物色”的釋義體現了他的研究成果。
(一)“物色”的定義
《禮記•月令》中說:“瞻肥瘠,察物色。”根據研究,這應該是“物色”一詞所出現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在這裏,“物色”與當時的祭祀風俗牽扯到一起,它是指供祭祀時用的“牲畜毛皮的顏色”。
與與劉勰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一些文學家,也在文章中多次有“物色”一詞的出現。南朝宋詩人鮑照的《秋日示休上人》說:“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榮。”還有同時期的文學家和詩人顏延之在《秋胡詩》中有一句:“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這裏的“物色”其實都是指“風物、景色”。由此看來,“物色”在當時的意思,人們更傾向於理解成“景色”這一概念。
到了南朝梁時,經由蕭統組織編選的《文選》,其中收集了《風賦》、《秋興賦》、《雪賦》、《月賦》四篇賦,並將其歸納於物色類,從這裏可以理解為當時對於“物色”的解釋主要是指“風、花、雪、月”之類,而這又是在劉勰的《文心雕龍》成書之後了。
《詩經•小雅》記載:“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意思是說有三十頭雜色牛,根據考察,認為其中“物”指的是“雜色牛”,大多數學者也認為這就是“物”的本義。而“物”還有很多的引申詞義,如許氏《說文》中認為“物”有“萬物”這一意思,根據《文心雕龍》的《物色》篇中“歲有其物,物有其容”來看,其中的“物”顯然指的是“自然萬物”。
至於“色”字,它的本義是指“臉色”。唐代李善對《文選》里的“物色”注解:“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風雖然沒有物象,無法直接看到,但是卻有“聲”。“聲”不只是可以聽到風聲,還是指我們可以感受到它,能夠從非視覺感官感受到它,甚至能僅以此便明白這即風,這就是是“風”之“色”了。《文選》的創作時間與《文心雕龍》的相近,從這里可以看出,劉勰對於“色”的定義便是對“物”的進一步闡釋,他覺得“色”是“物”的本質,是“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文心雕龍•物色》篇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這是該篇的第一句,卻也說出了劉勰的看法,他認為四季之景物的不斷變化會使人們的心情也發生改變,並因此使人們產生相應的感受。“物色”影響到觀察它們的人,我認為這才是劉勰對“物色”解釋的重點。“物色”可以對人們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使得觀察它們的人們的感受不斷變化,這正是因此,筆者認為在《文心雕龍》中,“物色”的意思不僅是指“自然界中的風景外物的聲色形貌”,還指社會上的各種事物、事件和來自外界對創作主體的各種刺激,這就是《文心雕龍》中“物色”的定義。
(二)“物色”與情志關系
《文心雕龍•明詩》篇說:“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詩言志”最早出現於《尚書•堯典》中,古代文學家們在探討詩的本質時,就是通過它來提出自己對此的看法。而各朝各代的文學家們對於“詩言志”的觀點也不一樣:春秋時期,《左傳》認為它是“賦詩言志”,指引用《詩經》的話來表達自己的志向;戰國時期,屈原在《離騷》中感慨“屈心而抑志”,又在《懷沙》中感嘆“冤屈而志抑”,這里的“志”不僅有政治抱負的意思,還有其思想和感情的含義。
《毛詩序》中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志”的意思跟隨時代發生變化,它更多是趨向於思想、心靈和情感這一類,而這個時候的“詩言志”也多是指用詩來表現詩人的思想感情和內心情感。
正是因為“志”的含義繁多,文學家們對此以不同的觀點分成兩個派別:一個是重視事理的敘述、強調詩文對於政治和教化的作用的重理派;另一個是重視情感的表達、追求詩歌感情抒發的重情派。而劉勰的“物色”論正是在此基礎之上,對“詩言志”這個理論的引申和闡釋。
南朝宋時代的劉勰,自然會受到漢代以來文學界對於“志”的理解的影響,他也會認同詩歌是用來表達詩人內心想法和感情這一觀點。《明詩》雖然主要是說四言詩和五言詩的歷史與創作特點,但是其中的“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和“神理共契,政序相參”,也包含了他對於詩的看法,即是說詩是詩人內心情感的表達。劉勰認為詩應該是要與自然相一致,同時也要與政治結合起來,他也因此認識到詩歌的產生是因為詩人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響,而這便與“物色”的道理相映襯,劉勰借此來闡明他更深層的思想。
《物色》篇中說“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詩人因受到外界的刺激,從而影響以及內心情感;隨后“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即因情寫作,用語言將感情表達出來。劉勰用“物色”來說明了詩人寫詩是受到了現實中外物的感召,同時也用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詩言志”的“志”雖然也強調了對詩人內心情感和情志的表達,但是它更注重於對社會政治方面表現的情感,包括對仕途不順、國家安危等狀況的感慨和悲嘆。而“物色”卻主要是包含自然景物和環境這方面,它實質上還是對情志的延伸。“情以物遷,辭以情發”,詩人先是以外物在主體,從而牽引出情感的流露;而後又以情感為主體,用言辭表達出來,描繪出外物的形貌聲色。“物色”與情志正是這樣相互影響,互為體用的關系。《文心雕龍·物色》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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