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七月十四鈔文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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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七月十四鈔文題記
今日七月十四日,明日中元,轉踵年又暮矣。再過兩天,便是蘇東坡所謂“七月既望”,爰鈔蘇子《赤壁賦》焉。說誠實言,東坡之賦赤壁,道盡人生哲理,亦窺破人間得失,可謂瀟灑來去也。原夫人情之傷感,莫不在乎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等緣故,而此七者皆根於“五陰熾盛”也。東坡看破紅塵,他不但認為世間並無絕對的消長盈虛,透過水月,他看到了“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若“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與此同時,他也領悟了世間萬物皆有分定之理,因而“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至此,他以浪漫的筆觸寫道:“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這是通過主客問答之後的收束,也是烏臺詩案之後的東坡人生觀之定格。而今還有不能放捨身外物者乎?若有,讀讀這段文字,勢必煥然解膠而去縛矣,頓然身心兩空,超脫三界也。

韓昌黎之《荊潭唱和詩序》,道出了文學創作之基本規律,標舉了“窮而後工”之論。韓愈認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這一立論,在老杜詩中便有所云,“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即其證也。到了宋人歐陽修給梅堯臣的詩作序時,則曰:“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可見,自古文人所見略同,只是措辭偶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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