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教育足迹

一

1899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老舍先生诞生在“小羊圈”胡同旧门牌5号（照片：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投身新街口豁口外西北的“太平湖”。未到古稀之年的老舍先生含冤走了，但人们于《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的欣赏中，依然留恋对北京钟情独厚的这位“人民艺术家”。

2004年，是老舍诞辰105周年，也是老舍逝世38周年。8月21日，笔者抱病到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老舍故居，凭吊先生。丰富胡同故居的老舍纪念馆陈列内容丰富，在东屋第一展室的“生平展厅”中，人们可从“正红旗之子”、“东方学院”、“山东岁月”、“八方风雨”、“美国之旅”和“丹柿小院”六部分内容中，概括地了解老舍先生的一生。参观中，笔者非常想了解有关老舍先生在北京受教育以及毕业后服务北京地方教育的情况，但只是了解到这位“正红旗之子”在北京读过“私塾三年，小学四年，……在市立三中学习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1913年考入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离家住校的生活”，以及他在“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北郊劝学员等”的简单材介绍料，遂有愿望落空之感。

二

有作者在《老舍小羊圈胡同中的少年人生》中写道：“1909年，老舍从私塾转上官办小学，在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口的北平第二两等小学堂上三年级。不久，因这个小学堂改办女学，老舍即转入第十四小学。老舍十七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即被分配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但这里存在问题有：一是学校位置坐落不正确，高井胡同在西直门内大街北——老舍就读的学校应在大街南。二是学校名称定位不正确，1909年没有“北平第二两等小学堂”——“北平”应做“京师”。三是学校改制时间不明确，“改办女学”是哪一年呢？老舍转入“第十四小学”是哪一年呢？四是老舍转入学校名称不正确，“第十四小学”是民国元年（1912年）8月改组后的校名——转入的学校是“右翼八旗第二小学堂”。五是老舍毕业年龄不准确，老舍是1918年6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的——从年龄上讲当已届20岁而不是17岁。

由此联想起《老舍在北京的足迹》（以下简称《足迹》），这是李犁耘先生为纪念“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逝世20周年所撰写的，老舍夫人胡絜青为该书作《序》，称赞“这本小书，就是老舍足迹的第一本系统的记录。……它很真实，这是我敢担保的，这也是它的价值之所在”。但该书中也有记述“老舍足迹”之“脚印”不实之处，而这正是我去丰富胡同老舍纪念馆期待“丰富”自己，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教育足迹”。

三

解读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教育足迹”，涉及很多，但首先是得弄清楚老舍在清末民初时接受教育的经历，以及老舍在北师毕业后服务北京教育的经历。

老舍在北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呢？

舒乙先生的说法是：“七岁上私塾，九岁入三年级，念了三年，入第十三小学，念六年级，一年后考入三中。”（2）

——“七岁上私塾”

按照老舍先生自己在《宗月大师》中的说法，刘寿绵大叔带他上的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在离我的家有半里多地的一座道士庙里”。晚清京师“改良私塾”始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适时老舍恰值七岁；如果以老舍“小羊圈”住家为中心一里方圆内寻找“改良私塾”，主要有两处：

一处在棉花胡同“毗卢寺”（1）内——出“小羊圈”东口穿过护国寺可到，并且塾师还是位在旗的——“松峻”。这所私塾于“戊申上学期”（光绪三十四年）通过京师劝学所验收，并获得“第四学区私立第七小学堂”名牌（2）。

另一处在大帽胡同“昙云寺”——出“小羊圈”西口斜对面就是大帽胡同，塾师叫“刘廷楙”，这所私塾也于“戊申上学期”（光绪三十四年）通过京师劝学所验收，亦获得“第四学区私立第六小学堂”名牌（3）。

老舍“七岁上私塾”上的是哪一所“改良私塾”呢？笔者以为应当是刘氏私塾，理由有三：一是“刘大叔”介绍老舍到其处就读——或与同姓有关；二是这所“改良私塾”离老舍住家“小羊圈”的距离最近——“小羊圈”西口斜对面不到百米就是大帽胡同东口；三是这所“改良私塾”教学有方——在“戊申上学期”（1908年7月11日）和“戊申下学期”（1909年1月11日）两次甄别中都被评定为“优等”，即“教授管理尚合，学生多，校式校具略备，观摩会考取前列者多”（4^）。需要补充的是，这所改良私塾评为优等后，旋于1908年7月20日获得“第四学区私立第六小学堂”名牌之前，又迁至“小羊圈”西口外往北的正觉寺胡同（1965年改名正觉胡同）办学了。

——“九岁入三年级，念了三年，入第十三小学，念六年级”

按照《足迹》中“老舍在北京活动简表”（5）的说法，老舍先是“由私塾转入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对面的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三年级”，时间是“1909年（宣统元年）”；后因“第二两等小学堂改为第四女子小学，老舍转入南草场胡同的京师公立第十三小学念书”，时间是“1911年（宣统3年）”。这里存在的问题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实际年龄问题，按周岁计算，九岁应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而不该是“1909年（宣统元年）”。

一是修业年限问题，清末两等小学堂中初等修业五年（6）、高等修业四年而没有“六年级”之说，“入三年级，念了三年”则属于初小毕业，“念六年级”的“六年级”实际上就是读高小第一年。

一是学校名称问题，“第四女子小学”实际上是民国元年（1912年）改组“京师公立第四女子高等小学校”的简称——该校位于西直门大街南草厂北口外迤东、高井胡同对面（该地今是两座十好几层的住宅楼），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设立时名“内城官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后于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改称“京师官立第三两等小学堂”（7）；所谓“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有误。此外，“京师公立第十三小学”在民国元年改组时名“京师公立第十四两等小学校”，1915年改“十三”是因“京师公立第六两等小学校”（今西城区宏庙小学）在1914年改为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原“第七”改“第六”、“第八”改“第七”……“十四”改“十三”，但并不是因为“老舍先生忌‘十三’而自己改的”（8）。

——“一年后考入三中”

按照《足迹》中“老舍在北京活动简表”的说法，老舍“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即现在的西城祖家街北京市第三中学”，时间是“1912年（民国元年）”；“在第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因交不起学费，转考入吃住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时间是“1913年（民国2年）”。但老舍纪念馆的介绍是，老舍“在市立三中学习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1913年考入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除考入的“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应做“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外，考入时间应该是在1913年1月。至于“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一是说明老舍当时考入“三中”凭借的是相当于高小“学力”而不是高小毕业“学历”（1），因为高小修业四年而老舍仅读了一年；二是说明老舍虽然能考入“第四班”，但未能“考列甲等”，同时也不是该班“班长”，因为当时三中对收取学费的规定是，“各班班长及考列甲等免费”，其他“每名征收五角”（2）。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1910年（宣统二年）八旗学务处创办的“右翼八旗中学堂”，校址在西四北受璧胡同（1965年改西四北四条）西口内路北；1912年8月经京师学务局改组，更名“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并于年内将校址迁至西四北祖家街（1965年改富国街）清末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由国子监“正黄旗官学”旧址改办的“宗室觉罗八旗第二高等小学堂”所在地。因此，今北京三中于2004年搞建校“280周年”校庆是不尊重历史、不实事求是的，至于“曹雪芹曾在这里供职10年”（3）的说法则是张冠李戴，掠他校历史之美。

——“在北京师范学校学习五年”

按照当年《北京师范学校各项规则》规定，“学习五年”包括一年“预科”和四年“本科”（内分“第一部”、第二部“”），即高小毕业或年在14岁以上、与有同等之学力者，有入学“预科”资格；本校预科毕业者得以升入“本科第一部”，而“本科第二部”则对外招生——中学毕业或年在17岁以上、与有同等之学力者（4）。由此可知，老舍是1913年6月22日被北京师范学校考录预科生80名（其中正取50名、备取30名）中的正取预科生，并于是年8月25日入校，开始了一年“预科”、四年“本科第一部”的“五年”的师范学习生涯。

从以上情况，可以基本理清老舍在北京接受教育“足迹”的一些线索：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七岁的舒庆春经刘寿绵（宗月大师）介绍，到刘廷楙在大帽胡同“昙云寺”开办的改良私塾求学。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九岁的舒庆春到西直门大街南草厂北口外迤东、高井胡同对面的“内城官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直升初小三年级读书。

1911年（宣统三年），十二岁的舒庆春在本校（是年更名“京师官立第三两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读高小一年级。

1912年（民国元年）7月，京师学务局将“京师官立第三两等小学堂”改组为“京师公立第四女子高等小学校”，原在校男生就近转入南草厂的“京师公立第十四两等小学校”就读；十三岁的舒庆春随同转入“京师公立第十四两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读书。

1913年（民国二年）1月23日，十四岁的舒庆春以有高小同等学力通过“京师公立第三中学校”以“高小毕业为准”的入学考试，入第四级（班）学习；

1913年（民国二年）6月22日，十四岁的舒庆春投考教育部立“北京师范学校”预科并被正式录取；8月25日入学，开始五年的师范学习。

1918年（民国七年）5月，舒庆春等本科四年生赴天津、保定参观，与杨金尧同学完成《关于参观津、保小学校的特别调查报告》（1）；6月，十九岁的舒庆春结束五年师范学习生活，与其他41名同学成为北京师范学校第四届师范毕业生（2）。

老舍1918年6月在北师毕业后，是如何服务北京学界的呢？

按照当年《北京师范学校各项规则》规定，“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皆应服务”，只是服务期限有所不同，即第一部“公费生”服务期限为七年，“半费生”服务五年，“自费生”服务三年；第二部“公费生”服务期限为二年（3）。老舍属于四年本科第一部“公费生”，毕业后按规定服务教育当七年。

——“担任小学校长”

1918年（民国七年）7月，品学兼优的舒庆春被京师学务局正式任命为“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今东城区方家胡同小学）校长。

该小学原本在安定门内北新桥二条胡同，最初系私塾，经“端制军、那中堂、铁尚书、世中堂、荣中堂、赵将军”（4）等人共同筹划，于1906年5月9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被改办成京师八旗“公立第一小学堂”（5）。1912年（民国元年）11月，京师学务局将该校改组为“京师公立第二十七两等小学校”，校长苗希智。1913年，迁入方家胡同原“京师第一师范学堂”西院（6）办学，校长苗希智。1915年，更名“京师公立第二十七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校长苗希智。1917年，更名“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校长苗希智。1918年7月，校长舒庆春（舍予）。1920年9月，校长沈桂生。1923年8月实施新学制，更名“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校”，校长沈桂生。1928年（民国十七年）8月，更名“北平特别市公立第十七小学校”，校长赵国棻（芝圃）。1930年1月，更名为“北平特别市市立第十七小学校”；校长尚赓浴。1931年1月，更名为“北平市市立第十七小学校”；尚赓浴。1934年1月，遵照教育部小学以地命名令，更名为“北平市市立方家胡同小学校”，校长尚赓浴。1937年11月，更名为“北京特别市市立方家胡同小学”，校长马泮安；1941年8月，校长孙古柟（直庵）。1945年10月，更名“北平市市立方家胡同小学校”，校长张家振（文超）。1946年9月，更名“北平市第十一保第二国民学校”，校长张家振（文超）。

——“担任北郊劝学员”

1920年（民国九年）9月30日，京师学务局正式任命老舍担任“关厢路西郊外北区”的劝学员。何谓“劝学员”？如何理解“关厢路西郊外北区”？舒乙先生认为，“关厢路西郊外北区”是指“关厢路，西郊、外北区”；不是“关厢、路西、郊外北区”；也不是“关厢路、西郊外、北区”（7）。对此，探究如下：

清末兴学后，为普及地方教育计，学部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奏准并施行《劝学所章程》。京师首善之区，得开风气之先，于是年11月16日（年十月初一日）之前率先出台了《京师劝学所试办章程》。租借正阳门外西珠市口路南的浙江“越中先贤祠”作为京师劝学所办事公所，由江西人陈应忠（仲骞）（8担当首任劝学所“总董”（9）；同时将京师内外城地方划分九个学区（其中内城五个学区，外城四个学区），每区各设劝学员一人。

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学务局将原京师劝学所改为京师劝学办公处，地点在西单牌楼西南的铁匠胡同；7月，学务局局长彦德（明允）聘定京旗李启元（子贞）出任“劝学员长”，京旗金庚绪（心馀）、顺天大兴邢家麟（溥泉）等九人分任各学区劝学员。

1916年1月28日，根据教育部拟定《劝学所章程》而订定的《京师劝学办公处章程》出台。按照新章程第三条的规定：京师城郊地方划分为八个区域，将四郊扩大进来并且单独设立学区以广教育。这八个学区是：“内城左区”、“内城右区”、“外城左区”、“外城右区”和“郊外东区”、“郊外南区”、“郊外西区”、“郊外北区”，其中“郊外北区”就是指“京师北郊地方”，即主要是指德胜门、安定门外以北至清河南镇以南一线的广大地方。同时规定，俟1918年原九个学区劝学员任满后，即按新的八个学区分派各学区劝学员。

1923年，京师学务局又改“京师劝学办公处”为“京师学务委员会办公处”，设学务委员会主任一人、学务委员四人；京师内外城地面，由学务委员会主任管辖，四郊则各以学务委员一人管辖；其职权举凡地方设立学校及私人设立学校，均归其视察，转呈学务局注册，经费由学务局就京师教育经费项下拨给之（1）。

《足迹》记老舍出任“关厢路西郊外北区”劝学员，“管理京城德胜门外至朝阳门外一大片地区的学校”（2）。实际上“关厢路西郊外北区”中的“关厢路西”，是指“郊外北区”劝学事务所的办公所在地点，即原先在德外“关厢路东”的华严寺（新门牌122号）而后搬到斜对面“关厢路西”；而“郊外北区”则是指劝学员的工作范围是“京师北郊”，即适时京师城郊地方划分区域规定的“郊外北区：京师北郊地方属之”（3）。按照《京师劝学办公处办事规则》的要求，劝学员主要职司有：随时调查学区教育事项，报由劝学办公处详候京师学务局核办；随时调查地方公共财产及处所，遇有可以扩充学务者，详报京师学务局核办；调查学区内私立小学校之设立与废止，劝令报区，转送劝学办公处，详请京师学务局分别核办；每学期调查学区内公私立中等以下学校之学年学期人数并制报表，于学期末汇报京师学务局查核；查视私立小学校发现有办学成绩优良者，得详请京师学务局补助经费；地方士绅有能捐助财产与学者，应尽力劝导扶助之；各学校举办展览会、游艺会、运动会等，以及商于社会教育之设施（如演讲所、阅书阅报、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中小学成绩品展览室）等，得补助校长等办理；按照部定《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调查并报告学区内学龄儿童已、未就学人数；视地方学龄儿童情形，有必要添设学校时，应觅相当地址并详报京师学务局酌量办理（4）。

从1920年9月任职到1922年8月辞差，老舍先生在履行郊外北区”劝学员职责方面的建树之一，就是根据北郊回族聚集地马甸一带学龄儿童较多而缺少学校情况，建议并扶助成立了“京师北郊公立马甸清真教国民学校”。笔者到到德外修葺一新的马甸清真寺访谈得知，坐西朝东的“清真古教”（照片）殿堂南侧北向的平房，曾经有过小学校；另外一处校址（女学）在“黑寺”，即今“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小学”内，但笔者前往寻找遗迹未果。

在此期间，即1921年夏至1922年夏，老舍先生一度兼任公理会基督教附设地方服务团缸瓦市“西北城地方服务团附设铭贤高等小学校、国民学校”的校务主任，并于1922年上半年在缸瓦市基督教堂（照片）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

1922年9月，辞去劝学员差事的老舍先生，离开北京到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一个学期后，于1923年2月又回到北京，住在北长街雷神庙（今西城区北长街小学）内的北京教育会，一面从教育会文书工作，一面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今北京一中）兼教国文、修身、音乐等课程，直到1924年夏天老舍离开北京，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书。

四

    笔者作《寻觅老舍先生在北京的教育足迹》，旨在希望为这位“人民艺术家”留下在京接受教育以及服务教育的坚实足印，暨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0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