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研究所办出租车公司（所长笔记之二）
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我们所办的出租车公司开业了。航天高科技研究所办出租车公司，在那个年代算不上太稀罕的事。
年初，我被任命为研究所副所长，出租车公司开业那天我也受邀参加了剪裁仪式，参加仪式的还有研究所的党委书记齐光明，副所长孙以萍以及研究院一些部门的领导。那时四环还没有开工，出租车公司就在五棵松的东北角。
出租车公司是由我们所天信技术服务公司（简称天信公司）许经理等人筹办的，他们聘请了所外的一个“能人”担任了出租车公司的经理。天信公司是我所的三产服务公司，那时研究所的科研任务不足，国家拨的事业费不够维持研究所的正常运行，研究所职工子女的就业也成为很大的问题，许宝初牵头办起了服务公司，主要开展数据录入业务，分流了一部分员工，也解决了部分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
那时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计算机进行事务处理，有大量的已有信息需要数字化，录入计算机中，而中国的人力成本比较低，数据录入的技术门槛也比较低，一般中学生稍加培训就能胜任。
记得当时，一些旅居国外的计算机专家向我国领导人建议，发展软件产业，如何发展软件产业呢，从国外承担软件开发工程尚有困难，通常的做法是劳务输出，派遣一些技术人员到国外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担任程序员，国外公司除了负担派出人员的生活费之外，还支付给派出单位一笔费用，当然中介公司也要抽取一部分酬金。派出人员的生活费（一般一个月几百美元）虽然比国内工资高不少（那时的平均工资水平也就一百多人民币），但在美国就是贫困线以下的水平了，所以派出的人员，常常工作一段就另谋出路了，派出的单位和接收的公司都觉得不划算，没有发展起来。另一种就是数据录入，收入不多，但稳定，清华大学凌瑞冀老师数据录入业务搞得规模比较大，天信公司的业务就是从他们那里分包来的。
那个年代，只要能赚钱的活都有人干，中关村鼎鼎大名的四通公司办起了搬家公司，天信公司也办了个搬家社，在永定路地区解决了不少问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的”也成为北京市民的重要出行方式，黄色的大发小面包车很受普通民众的青睐，十公里之内仅需10元，而且乘的人也多。后来办出租车公司如一阵风，大部分规模都不大，天信出租车公司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办起来的。所里决策是在我担任副所长之前，我刚到所里办公，正赶上许经理他们来向孙以萍副所长汇报他们去绥芬河买车的情况。那时有不少人到绥芬河去购买苏联的拉达车，这种车虽然比夏利车略贵一些，但性价比好，比较抢手。为了尽快搞到车，天信公司外聘的经理带着司机年前赶往绥芬河，在那里既要买到车，防止别的买家抢先把车提走，又不能让卖家乘机提价，可谓斗智斗勇，终于冒着严寒把车开回了北京。
天信出租车公司经工商核准的指标是50辆（出租车公司需要有指标），所里投资大约500万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相当于所里一年的事业费。那时我们所参加院里组织的出口项目，承担了专用控制计算机的研制和生产任务，挣了一笔钱，正想着投资一些项目。李伯虎所长是国家863项目CIMS主题专家组的成员，在所外活动时间比较多，所里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孙副所长负责，财务也是孙副所长主管。他经常到他分管的天信技术服务公司去，办出租车公司的项目得到了他的支持，项目很快启动起来了。在这之前，我还任研究室主任时和徐祖渊副所长、以及五室的几位领导一起到厦门的火炬创业园考察过，还买下了两套公寓房，打算办一家软件公司，后来因为没有具体人操作，就搁置了。台湾商人张维栋有意在大陆兴办一家合资企业推广企业信息化，最初李所长委托徐晓牛副所长和张维栋先生洽谈，我接任副所长后，因为参加过CIMS主题的工作，项目涉及的又主要是软件技术，李所长就让我接替了徐副所长洽谈合资的问题。除此之外，所里还拿出一部分自有资金建宿舍楼，解决职工的住房问题，兼顾了单位的发展和职工的生活。
和台商张维栋洽谈成立合资公司的签字仪式（前排左七孙以萍副所长、左九李伯虎所长、左十院陈金坤副书记、左十一陈定昌院长、左十二张维栋）
出租车公司顺利开业了，但不幸的是主管的孙副所长那年冬天在海南开会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比较支持孙副所长工作的党委书记齐光明也调走了，其他的所领导对出租车公司开业和经营的情况都不很熟悉，出租车公司如何运行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孙副所长走了，我接手了财务工作，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那时当个研究所所长不容易，所里又投资又盖房，账面上所剩的流动资金无几，还借了总公司财务公司100万元，到了该发工资的时候，财务处长来找我汇报，我还没有财务管理的经验，常常抓襟见肘，为发工资发愁。
外贸项目完成后，后续所里还没有大的项目，今后如何生存发展是员工人人关心的问题，部分员工对于外聘经理经营出租车公司反应比较强烈，还有不少员工对李所长经常在外忙于863CIMS的工作有些非议，对所里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意见。
为了给所里的员工一个交代，李所长开始与经营了一年多的出租车公司谈承包的协议，天信公司提出的承包方案显然不能让人满意，要想短期内收回投资也是不现实的，协议还没有谈成，研究院党委决定调李所长任院科技委副主任，我接任研究所的所长。对出租车公司的经营做出决策，成了我接任所长后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和许经理等人探讨过他们提出的承包方案，觉得有它的合理性，但与李所长向他们提出的方案有差距。况且，员工意见的核心是由外聘人员负责经营的问题，说所里投资，让外人挣钱。不由他们经营，所里谁来经营呢？主管行政的郭副所长牵头，小车班的班长闫师傅，还有几个同志愿意承包经营。于是，我主持所办公会决策，由郭副所长接管出租车公司。
我接任所长后，所领导班子的合影（左一郭副所长、左五张德兰书记）
许经理等所里的员工，服从了所的决定。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是外聘的经理和一些司机为创办公司付出了不少心血，就这样退出了，肯定会有些情绪。郭副所长接管公司后，有些司机不按时交份子钱，甚至连人都联系不上。有一天出租车公司的史某打电话给我，发现公司的一辆“失联”的车就停在永定路的街边，他们正在那里看着呢，让我赶快过去一下。我过去之后，见一时也联系不上司机就和史某他们一起把车先推到研究院住宅区院子里。当研究所所长，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没想到的是来推出租车。我一边推车一边想，也许研究所不该“跨界”经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也许孙副所长不去世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也许决策前应该考虑更全面些……。
后来，出租车公司的运营逐渐走入正轨，但靠收份钱，效益不可能太高。直到1999年我调院科技委工作之后，听说出租车公司被卖掉了，汽车折旧后已不值多少钱，倒是运营指标卖了不少钱，算收回了投资吧。
航天研究所办出租车公司是那个“全民经商”年代的独特现象，也是我难忘的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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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8 09:2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