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研究综述
(2013-06-19 09: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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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研究综述
【摘 要】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表达的是爱国忧民的情思,悲凉而又大气,令读者体会到他博大的胸襟,感受到他对遭受苦难的人民的同情,对国家安危的忧虑。杜甫的诗歌创造立足于人民,立足于社会,所以他的诗歌能历经时间的淬炼,延续至今。本文就对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的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字】杜甫;时间的淬炼;爱国忧民;博大;胸襟
杜甫在宋代享有很高的声誉,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文化名人叶梦得对杜甫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对杜甫的诗倾爱有加,实际上这就是对杜甫人格的推崇。叶梦得在著述中多次谈到杜甫的伟大的胸襟怀抱,《避暑录话》卷上云:[1]
《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苟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闲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间关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西笑,费油不竞迟留之心,安能然?耳目所接,宜其了然,自与心会,此固与渊明同一出处之趣也。
叶梦得将杜甫与陶渊明放在一处对比,可见其对杜甫的看重,对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的高度赞扬。那么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是什么时候开始体现的?
杜甫前期的诗歌特色是慷慨怀古,积极求取功名的,而后期则是表现人民疾苦,统治集团丑陋不堪行径的诗歌。是什么促使诗人转变创作风格的?那么答案就是“安史之乱”。
有不少的论文和专著都有谈到安史之乱对于诗人杜甫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如周鸿彦的《“三吏”、“三别”的两难情感结构和艺术表现》、王士祥和李华梅的《杜甫:万方同感圣人心》、程郁缀的《纪念“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等。安史之乱是唐代诗歌的转折点,同样也是杜甫诗风变化的转折点。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长大,整个青壮年时代在开元时期度过,他从同时代人的远大抱负和活跃思想中获得了进取的信心,所以他前期的诗歌主要有漫游群山大川的山水游览诗,表达自己的功名志向的言志诗以及与朋友交往的赠答送别和干谒诗等。[3]傅璇琮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中这样说:“杜甫通过自己的不幸遭际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在天宝至安史之乱以后的诗坛上,满怀忧愤地揭示出严重的政治危机,全面揭示了天宝政治中所有的黑暗现象,杜甫着眼于普通百姓在穷兵黩武和乱政统治下遭受的苦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抒写了大乱一触即发的忧虑和预感,安史之乱后,杜甫因疏救房琯而获罪,成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杜甫在获罪后通过深刻的反思,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4]人总是在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才会醒悟,在看透了统治者的本质之后,对自己以及人民所受的苦难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更坚定地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鸣不平,为国家的安危忧虑,在诗歌中传达出浓厚的爱国忧民的情思。
傅璇琮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中提到,“杜甫通过自己及家人在动乱中的艰难处境和见闻,反映了动荡混乱的现实和人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剥削普通百姓的贪官污吏,以及谋叛作乱的各地将帅,在对清醒现实的批判中,又表达了对国家中兴的希望和信心,这些,在黑暗血腥的年代里,闪耀着人道和正义的光芒。杜甫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抨击时弊的巨大力量,关注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令他的‘诗圣’地位无可撼动。”[5]正因为杜甫不是单单只写个人的不幸,而是写人民的不幸,写国家的不幸,所以他的诗歌才能经过时间的淬炼而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庄汉文和高超也在他们的论文中叙述:“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诗人杜甫期盼着早日收复中原,因此有了‘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在闻到‘剑外忽传收蓟北’的喜讯,‘漫卷诗书喜欲狂’、吟出了‘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带着诗人强烈情感的诗句,对国家安危的牵挂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在《岁暮》中杜甫写道: ‘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一股忧国忧民、壮怀济世的意气溢于言表,亲历了安史之乱,昔日繁华的都市已是满目疮痍,杜甫写下了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贱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句‘国破山河在’道出了诗人对国家深深的眷念。”[6]在灾难面前,杜甫即使是身处逆境,却情系国家,心想人民,一颗爱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时刻在跳动,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
袁行霈主编的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指出,“杜甫以盛唐人的眼光和气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动乱,人民的疾苦,表现出浓厚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但又不失对生活的希望。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社会面貌,齐赵陇蜀荆楚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帝王将相农夫渔父等各个阶层的生活状况,都在他的诗中得到真实的反映,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悲陈陶》、《白帝》、‘三吏’、‘三别’等。”[7]这些诗歌所描绘的情景无一不是安史之乱发生时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事情,通过对这些社会面貌的还原,流露出的是杜甫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对人民遭遇的同情,对国家危难的忧虑。
金开诚也在他的著作《诗圣杜甫与现实主义诗歌》中这样评价:“杜甫‘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对唐朝的政治、社会有着比较深刻的反映,其作品具有极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故当时号为诗史’。他的诗歌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最真切的写照;在他的作品中时时关心百姓的疾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他追求的目标;当国家危难之时,‘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当前方有好消息传来时,他又会‘漫卷诗书喜欲狂’。”[8]杜甫总是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之乐而乐。
杜甫一生壮志未得伸展,屡遭坎坷,又陷入安史之乱,因此对离乱现实感受深刻,对世道败坏身为愤恨,对政治黑暗极其不满,对人民不幸深表同情。如《白帝》:
前四句以一系列的画面表现诗人对那个时代的感受:高江、急峡、古木、苍藤,一切都那么动荡不安。后四句落到人民生活上来,“千家今有百家存”七个字有千钧之力。战乱带给人民的痛苦已经十分深重,何况官府又百般搜刮,人民真是没有活路了。[9]诗人将动荡不安的情绪写入诗歌中,用景物来表现他的情感,对人民所遭受的双重苦难,他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关切与同情,还有对朝廷的极度不满,更有“官府如此,国家怎么能够繁荣昌盛起来?”的感慨。
丁雪昭在他的论文《杜甫诗歌“诗史”性探究》中叙述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诗人非常关心同情劳动人民的生活。天旱之时,他想到了‘雨降不润物,良田起黄埃’;洪水泛滥成灾之时,他想到了‘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诗人自己‘三年奔走空皮骨’,由梓州回到成都草堂的时候,生活稍有安定好转,他却忧念那些比自己更苦的农民,‘敢为故林主,黎民犹未康。’就在诗人临终前一年,自己早已是病魔缠身、生活无着落,他还强忍病痛,拄着拐杖,沿着‘右樵路’去一个小山村亲自造访比自己更苦的农民。诗人看到了‘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的一片残破荒凉景象。叛军余孽还没根除,各路藩将拥兵割据,诗人不禁大声疾呼:‘谁能扣军门,下令减征赋?’但是,诗人这些美好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现实面前,是不可能实现的。唐代宗大历五年,早已是重病缠身的诗人,在耳聋失听、周身不能转动的情况下,伏枕写成绝笔之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最后抒发了‘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世事感慨,叙述了自己贫病交加的悲惨处境,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伟大而悲剧的一生。”[13]杜甫的一生都在苦难中度过,他的诗歌创作立足于人民的生活,真实地表现出那个时期人民生活的状态,由诗歌反映他的思想——忧国忧民。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主编蒋寅这样评价杜甫:“杜甫终其一生都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视为人生的终极关怀,他不愿寻找避世的桃花源,不惜剖心沥血,以供养象征国家祥瑞的凤凰;甘愿以一己之身承担天下的苦难以换取天下苍生的安定幸福。”[11]赵晓岚在其论文《诗中圣哲与词坛飞将--再论杜甫与辛弃疾》中也写道:“杜甫以其身与动乱,走出皇城,漂泊西南,再涉两湖,终老破船,使其诗深刻全面地反映了社会动乱、民生凋敝以及对唐室中兴、天下太平的热望,这一“诗史”之作,有论者甚至认为可补史载之不足。”[12]可见对于杜甫的爱国忧民的胸襟的高度赞扬与认可。
综上所述,杜甫的爱国忧民的情怀从他后期的的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对自己的不幸,对人民的不幸,对国家的安危,都给予了最真实的反映。杜甫有着崇高的爱国忧民的胸襟,所以他的诗歌读来都是悲凉而大气的,虽然杜甫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关注人民的生活,而是在自己经历过才开始述写人民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有损他整个人因“爱国忧民”而散发出的耀眼光辉,这光芒照耀了中国诗坛,使他的诗歌能延续至今,让我们能领略到杜甫的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潘殊闲,《唐宋文学论稿》[M],四川出著集团巴蜀书社,2010,7,第178页
[2]韩成武,《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8,第35页
[10]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第67页
[11]傅璇琮,《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M],辽宁人民出版社,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