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企业能够率先发现新技术发展苗头，快速组织创新资源，推动新技术在市场中不断试错迭代，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回顾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在每一次重要的技术变革期，都有一批先知先觉，能够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优势的领军企业出现。例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德国，西门子、戴姆勒奔驰、宝马、大众、博世、巴斯夫等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美国，通用电气、波音、英特尔、IBM、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世界级科技企业接踵出现。这些企业都具有前瞻的视野，以科技作为最核心的竞争力，推动不同的国家走上科技强、产业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证明了科技企业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核心作用。自上一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革命开始，40多年来，我国涌现出包括华为、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一大批科技领军企业。在欧盟发布的全球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排名中，中国企业数量逐年攀升，已经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对比世界顶尖科技企业，我国企业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人才等资源汇聚能力不够高、全球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国际竞争能力还有较大差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技术在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范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前，世界又面临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发展，深刻改变了科学研究范式和各个行业创新模式。生物、材料、量子、能源、航天、通信等技术同步发展，交叉融合，相互赋能，将在未来十几年引发颠覆性的技术变革。技术的发展过程，也是生产力吐故纳新的过程，是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重新洗牌过程。这为我国企业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我国必须努力营造世界最优创新创业环境，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一是培育领先市场，让我国成为智能化时代新技术新企业的首发成长地。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先进的知识技术要素的支撑和前瞻性应用的引领。就像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具有愿意尝试新技术、新产品的用户群体，具有完善的产业体系和知识技术供给，这为我国科技企业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要主动培育领先世界的适应新技术成长的市场环境，提供更加丰富、前瞻性、挑战性的场景，加快发展创业投资，让更多新技术新企业在我国率先涌现。

二是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以企业为核心加快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让创新资源围着企业转，发挥企业市场敏感、配置资源能力强、生态掌控力强的特点，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前沿生物技术、量子科技、新型能源技术等向企业转移。由龙头科技企业牵头，形成大中小企业联合，大学、科研机构等各类研发机构紧密协同的创新共同体，加快实现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应用。

三是加强政策支持，引导龙头科技企业加强基础研究。龙头科技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决定了企业与研究型大学和高水平科研院所的协同能力。要通过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引导龙头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协同解决关键技术背后的基础理论问题，把企业的发展建立在安全可控的底层技术体系之上。要推动更多技术创新类科技项目由龙头科技企业牵头，建立符合企业研发规律的项目形成和组织管理方式，引导企业聚焦国家战略开展研发，催生更多颠覆性技术成果。

四是推动企业“走出去”，在国际化大空间中提升技术和产业竞争力。企业进入国际大市场，有利于更多地接触国际化创新资源，从不同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源源不绝的创新动力。要给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更大力度的支持，利用各种平台和机制支持企业加强与国外的科技合作。推动更多企业在“一带一路”中拓展新技术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4.02.001 编辑：田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