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以及城乡间的均衡分配。我国应积极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从规范数字经济分配关系、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着力扩大线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关键词：数字经济；共同富裕；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561/j.cnki.zggqgl.2022.03.010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年。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约2.3万美元。这期间将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拐点回落、深入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期。而推动共同富裕的这个关键期正好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共同富裕事业主要依托的经济形态。

一、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

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都不是孤立的过程，均内在于发展过程，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及其发展的动态过程是整个分配过程和各个分配环节的根本前提。随着数字经济在创造产值、吸纳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影响逐渐扩大，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嵌入和依托于数字经济的发展[1]。

时间上，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恰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期。共同富裕是一种经济社会状态，必须依存于所处的经济阶段。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充实新内容的动态过程。我国的共同富裕不是农业和工业经济社会形态下的共同富裕，而是嵌入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这与欧美在工业化时期强化社会福利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迥然不同[2]。

内涵上，数字经济的均衡共享等特征与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高度契合。共同富裕要解决普遍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坚持共享性增长方式。相比工业经济，数字经济具有更强的共享性，并且细分行业及相应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小、就业更灵活、发展更均衡。对于“机器替代人”“零工经济挤压创业”等数字经济引发的社会争议问题，有研究表明，机器人的使用具有就业促进效应，这主要源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市场份额提升而导致产出规模扩张，从而扩大了劳动力需求[3]，零工经济挤出的主要是低质量、生存型的创业活动，并带动了金融、信息、科研和人力资源等行业的高质量创业[4]。尽管这方面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问题仍然存在，但数字经济具有均衡发展和社会共享的特征，是被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

国际经验上，数字经济有助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拐点回落。在各国收入分配格局的经验统计方面，存在一个学界公认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即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高，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降低。那么，实践中，可依托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收入分配的改善适时把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从高点拐下来，及时缩小收入差距。有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且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收入分配将持续恶化，经济无法自发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5]。

二、数字经济已具备基础性优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持续推进，叠加疫情因素影响，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世界各国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了新增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成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渠道。

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创业和企业数量、就业数量、线上市场配置资源数量等都已经与传统经济并驾齐驱。外卖、网约车、在线教育等典型行业，以及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典型平台都拥有几亿的活跃用户，有的甚至接近10亿用户[6]。《“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20年的7.8%提高到10%。在后疫情时代，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是培育新发展动能，激发新发展活力，弥合数字鸿沟，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当前，我国社会福利仍存在缺口，在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势必要持续投入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这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支撑。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51美元，接近世界银行认定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12695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约为1.21万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从占GDP比重26%一跃提高到37%，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应遵循一般规律，快速提升相应的福利支出，建立起自身的福利体系[7]。数字经济可以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改善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条件、增加新型就业和提高社会流动性，在再次分配过程中增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和转移支付水平，在三次分配过程中扩大慈善事业、参与乡村振兴等带有公益性的社会事业、提高科技产品向善水平[8]，与政府和社会一起全方位参与社会福利事业，帮助提升人们的工作质量和生活水平。例如，Couture等以我国农村电商推广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电商通过克服物流障碍进入到偏远乡村，带动了农村消费[9]。

数字经济直接和间接提升社会福利，已经在2020年和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得到较好体现：一是数字产业增速快、韧性强，托底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就业形势也相对较好；二是数字企业通过云计算、健康宝等数字技术和平台为疫情防控提供直接支持，保障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畅通；三是为疫情影响较大的地区和人群提供更加灵活的物资保障以及就业和工作安排。

未来数字经济也将是决定我国经济大蛋糕的重要领域。相比传统经济，数字经济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变”量，发展速度快，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分配关系更新快。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充分发展数字经济，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的特殊优势，做大蛋糕。

三、依托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面向未来，应积极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防止数字经济发展导致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推动共同富裕稳健前行。

第一，规范数字经济分配关系。在制度上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激励相容，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分配结构更加优化”这个理想目标。要真正做到按要素贡献分配，而不是资本主导的按流量分配，促使从业者有较高收入和工作积极性，创业者有良好的创业商机和营商环境，消费者享受到物美价廉且道德上积极享受的数字产品。规范发展数字经济，优化线上营商环境，增强线上市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保护平台与平台之间、企业与平台之间的市场竞争，合理界定数字产权，对滥用市场权力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进行打击。

第二，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优化线上市场的收入分配格局，从平台向入驻企业、从资本向劳动、从经理人明星网红等少数个人向广大从业者适度倾斜。充分尊重数字平台投资者利用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先富起来的事实，并通过税收等机制引导“先富带后富”社会氛围，使数字平台利益相关者共同富裕。规范网红和明星通过带货直播等方式赚快钱的行为，加强对相关产品质量、价格、税收等监管，严厉打击其中的偷税漏税和虚假宣传等现象。

第三，着力扩大线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裕。迎接数字时代，需要把提升国民数字素养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加强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鼓励企业向员工提供数字技能培训，并倡导群众自觉学习、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和劳动技能。调整现有社保制度，建立起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网。

第四，促进数据要素共同富裕。加强数据规范管理，对数据的确权、维权和定价等进一步细化规则。加快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数据要素的定价理论与算法，从而驱动企业内部的部门独立核算、企业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易，让人们更加公平地依靠数据获得报酬。有效保障每一个人的数字资产权利，并有机会能够参与数字资本收益的分配。

参考文献：

[1]刘尚希. 论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体制基础[J]. 行政管理改革，2021，（12）.

[2]夏杰长，刘诚.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路径与政策设计[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9）.

[3]李磊，王小霞，包群. 机器人的就业效应：机制与中国经验[J]. 管理世界, 2021，（9）.

[4]莫怡青，李力行. 零工经济对创业的影响——以外卖平台的兴起为例[J]. 管理世界，2022（2）.

[5]刘李华，孙早.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移动的库兹涅茨曲线——新时期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与意义[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9）.

[6]江小涓，黄颖轩. 数字时代的市场秩序、市场监管与平台治理[J]. 经济研究，2021，（12）.

[7]蔡昉. 实现共同富裕的三个路径[N]. 经济日报，2021-10-25（5）.

[8]刘诚.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2022，（4）.

[9]Couture V.，B. Faber，Y. Gu，and L. Liu. Connecting the Countryside via E-Commerce： Evidence from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021, 3 (1): 35-50.

作者单位：中国石化燕山石化公司

编辑：田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