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第七》）

朱子注：识，音志。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识，记也。所从不可不择，记则善恶皆当存之，以备参考。如此者虽未能实知其理，亦可以次于知之者也。

朱子这段注释问题很大。“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孔子无不知而作，这句话结合孟子所言“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意思就明白了。《大学》“诚意”章开示“自谦”，这是儒家心性功夫的根本。

朱子曰：“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尝妄作，盖亦谦辞，然亦可见其无所不知也”。朱子所言“理”与“知”，泛泛而论，没有契入德性之“知”，赞孔子无所不知，又有什么意义呢。孔子说自己“非多学而识”，阳明先生指出：“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

孔子无不知而作，相对于这个德性之“知”，孔子后面说“多见而识之”，因而才以闻见之知为“知之次也”，朱子对这两类“知”没有区分开。在儒家，“知”是入德之门，而朱子把“知”理解浅了，以至于他把《大学》“正心”章前后两节文字都解偏了。

阳明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传习录》258条）

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可以追溯到《论语》这一章的前一句。只要能契入德性之知，就不必再说一个“行”，也不要说“合一”。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阳明先生早年提出“知行合一”，本是针对学者做功夫而“补偏救弊”，所以说“合一”。后来只说“致良知”，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良知即德性之知。但为了防止凌空蹈虚，空口戏说良知，所以前面加一个“致”。

而张横渠先生区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也出自《论语》此章。原文如下：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正蒙·大心》）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先说“多闻”，再说“多见”，孔子认定其为“知之次也”，横渠先生称之为“闻见之知”。横渠先生说：“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 “物交而知”，出自《孟子》。孟子原话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择其善者而从之”，“从之”也属于“行”，与“知之次也”呼应，这个“行”义浅，乃类似于“行仁义”。而孔子无不知而作，这个“作”就是“由仁义行”。《乐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孟子为什么强调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由仁义行”，似乎也没有涉及德性之“知”。须知，孟子曾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合于自家心性，“由仁义行”，即相当于“行自慊于心”，“知”在其中矣。

孔子下一“作”字，值得重点体会。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多见而识之”，“识之”属于“知”，此是“多学而识”，故曰：“知之次也”。而朱子认为，“识，音志；识，记也”，把音与义都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