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

   夷夏之辨，确立华夏文化的主体性，内华夏而外夷狄，区分一个内外本末，而不是要肢解本末、决裂内外。诸如“近者说，远者来”，“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莅中国而抚四夷”，说的正是德性之化育流行。华夏以德性感召番邦，以礼仪同化夷狄，此孟子所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明春秋大义，严夷夏之防，不是要固步自封，搞闭关锁国，整日做天朝上国的白日梦，更不是要把世界各民族分三六九等，为暴君发动武力侵略行为背书。

所谓华夷之辨，深究其内在义理，不过是惟德是举，确立道德文化上的主体性。严华夷之防，决不是要自我标榜，不是鼓吹生活在长江黄河流域的人群就是优等民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从地域、语言、血缘、习俗方面划分一个界限。

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王化流行是“成仁”，万邦来朝为“取义”，各民族都是向着“止于至善”看齐，先进觉后进，后进学先进。

内华夏而外夷狄，这是儒家仁义之道在政治秩序中的具体体现。仁爱为差等之爱，由“忠”而“恕”，推己及人，分一个亲疏远近，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阳明先生辨析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间的差异：虽然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传习录》93条）

亲亲，仁也；尊贤，义也。登高才能望远，居高才能临下，尊贤使能，让俊杰在位，不是要让他们高高在上，享受特权，而是实现“仁者劳而知者忧”，让贤能者在教化民众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人类文明整体上审视夷夏之辨，内华夏而外夷狄，明本末先后，其中既有道义担当与文化自觉，也有以王道化成天下的胸襟与气度。

孟子曰：“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从始位上严夷夏之防，其潜藏的前提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严夷夏之防，区分内外的同时又贯通内外，“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最终是要实现各民族共生共荣，所谓“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

儒学复兴的当下，如果连华夷之辨都不敢讲，儒学的真精神就被剥离了。如今，抽象化的无差别的平等、自由等政治观念泛滥，迷惑人心，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阻碍。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主别异，设定华夏、夷狄这个差等序列，是为人类社会建立迈向“至善”的阶梯，而不是静态地给各民族贴上标签。

相对于外界他物来说，人之身体为“主体”；对于人自身来说，身体为“客”，精神才是真正的主体。但从绝对理念的世界看这个现实的世界，人及人类社会活动也只是现象，唯有理念，唯有道德上的至善，才是主体。对于华夷之辨，也应这么看，真正要确立的主体，不是民族，而是文化。

《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华夷之辨，根本目的是为人类社会确立一个大本，为文明跃迁指明一个前进的方向。孟子所谓莅中国而抚四夷，如从空间上说，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自认为居天下之“中”。但从文化上说，惟有不断移风易俗，积善成德，下学而上达，继天命而立人极，才能担负起化成天下的历史使命。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主张“不思善，不思恶”。后人不能主观猜度慧能大师的德行，但今天的人们如果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学习并践行这句“不思善，不思恶”，以为“无善无恶，不落边见”，就是在行中庸之道，就彻底错了。所谓不落边见，其实是流于虚寂，不但不能实现中道，反而是堕入了魔道。心有不诚，必然大伪流行，戕害仁义。

在儒家，用诚意功夫去实现中庸之道，这为善去恶功夫本身，正是在破除善恶之间的二元对立。唯有不断为善去恶，才是真正不执着于善恶；《大学》三纲领之“止于至善”，即是《中庸》所谓“从容中道”。同理，华夷之辨虽然内华夏而外夷狄，但并没有“是内而非外”，把内外截然二分，自始至终乃唯“善”是举，举直而后措诸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