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见，音现。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

一、天命之谓性

     《论语》记录子贡之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不谈性与天道，《中庸》首章三句话开门见山，直接切入天道与人性这个主题。正如朱子所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论“性”不论“心”，《大学》论“心”不论“性”，孟子则兼论“心”、“性”。

     “命，犹令也”，“命”是动词，赋予，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天道是人性之源头，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阳明先生说，“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郑玄注：“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这样注解就有问题了，下面又说“木神则仁……”，把儒家仁义礼知信与五行联系起来，更是不着边际。“天者，生之本也”，当然，人之“性”与“命”都可以说是上天所赋予，但子思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天之所命于人者，性也。天之所生，不是生人，而是人之先天之性，不包含人之躯体的生命，这样下文“率性之谓道”才能与之相承接。

     通常说，“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人的躯体这样渺小，而天广大无边，无所不包，人怎么能够与天合一呢？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又具有“性”，所谓“天人合一”，正是通过不断充实涵养人之性而贯通天与人。但“合”字容易产生误解，一个“天”，一个“人”，首先是两个事物，然后两者再合二为一。然而程明道却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也只能勉为其难用“天人合一”一词来表达这种天人贯通的思想，但“合”是向内用存心、尽心功夫，不能向外去求合一，需要结合儒家经典来领会这个“合”字。孔子曰“下学而上达”，“下学”是孟子所谓“集义”，“上达”就是上达天道，成就大人的德性，从而实现所谓人与天合一。《大学》曰“明明德于天下”，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二十二章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均是在阐发“天人合一”的思想。

     朱子注：“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认为《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性”不仅是指人之性，也包括物之性，“已自是兼带人物而言”。牟宗三先生批评朱子所谓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朱子对《中庸》首章的注解，也可得到印证。

     朱子认为此“性”兼带人、物而言，这样理解确实有问题，或许也是受到《中庸》二十二章“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以及二十五章“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影响。朱子说：

     “万物皆只同这一个原头。圣人所以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非同此一原，则人自人之性，物自物之性，如何尽得”？

      其实，“天命之谓性”，“性”就是特指人之性，下文紧接着说“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率性”与“修道”均是人所做的心性修养功夫。另外，《中庸》所说的“物”，与《大学》“物有终始”“格物致知”之“物”，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物，犹事也”，此“事”则是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事”。

     孔子没有直接论及人性之善恶，只说“性相近，习相远”，更关注后天的学习。注意“习相远”之“习”，通《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之“习”，“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所谓“养性者，习也”。《中庸》曰“天命之谓性”，好像也没论及人性之善恶。孟子与荀子均以孔门正统嫡传自居，对于人性的认识却截然相反，孟子道性善，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善与性恶，到底哪一家符合孔子的人性观呢？我们可以另辟蹊径，从天道观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

     孔子敬畏天命，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又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然而，“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之性为天命所赋，自然也是至善无恶的。而荀子主张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这与他的性恶说也是相契合的。荀子不敬天，不知天，与孔子的天命观相违背，因而对人性的认识也是偏颇的。荀子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天”的涵义与“天命之谓性”之“天”涵义不同。荀子不知天，因而也不知人性，故小程子说，“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子见性不明，没有认识到先天义理之性的绝对性，因而他更强调外在环境的重要性。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而孔子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荀子虽强调后天的“学”，但“学”是向外求索，与孟子所谓“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正好相反，没有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荀子说，“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但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二、率性之谓道

     《中庸》首章连用三个“之谓”，“之谓”与“谓之”涵义有所区别，下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程子曾对两者作出区分。再如《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与“知者见之谓之知，仁者见之谓之仁”，分别用“之谓”与“谓之”。西方哲学的传统是对一个概念进行定义，以确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我国古代圣贤重视的是道德践履和心性实证功夫，不重视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本章“天命之谓性”以下三句可看做是对性、道、教进行定义。

     “率性之谓道”，正确领会本句义理，率与道是关键词，下面对率与道分别进行解析。

     朱子注：率，循也。以“循”解“率”，在工夫论上已经落入第二义，没有把“率性”与“修道”两种境界区分开来。孟子二次区分“尧舜性之”与“汤武反之”，同样，子思在《中庸》中区分“诚者”与“诚之者”，“至诚”与“致曲”。“率性”即21章“自诚明，谓之性”，是“诚者”事；“修道之谓教”，“修道”即21章所谓“自明诚，谓之教”，是“诚之者”事。我们现在说“教”，“教”与“学”相对，但《中庸》“修道之谓教”，“教”就是《中庸》20章提到的“学而知之”，“率性之谓道”，“道”是“生（性）而知之”。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前者从天道下贯人道，后者从人道上达天道，论说的角度虽不同，但都是“生知安行”事。“率性”之“率”，可以用“尽心”之“尽”来解。率性不同于修道，犹如“尽其心”不同于“存其心”，阳明先生在《传习录》6条对此进行了分析，而朱子对《孟子·尽心上》首章的注解正好反了。

     “性”是“性之德也”，是“诚者自成也”，“道”则是性德全“体”所展现出来的大“用”。下文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其实是对“率性之谓道”一句进行更进一步的阐发。“道”本来是性之“德”对外面的人与物产生教化之“用”，但此“道”又须臾不离自性，如离开自性，即不是天下之“达道”。孟子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在《公孙丑上》篇，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阳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可以在先秦儒家经典中找到根据。

     明代憨山大师对“率性之谓道”一句的解释比较到位。他说：“由圣人能尽此性，率性而行以达天下之情。即其所行，皆扩充性德之大用耳，故曰而道自道也，此乃率性之谓道也”。其中“而道自道也”，出自《中庸》25章。

      儒家之“道”，与道家老子所谓“道”是不同的，道家性外论“道”，“道”是世界的源头，也是一切运动变化的根本动力和规律，相当于儒家说的“天”。而儒家从人之心性上论“道”，或是修道（修己），或是弘道（安人，安百姓），“道”都不离人之性。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庸》曰“道不远人”以及“率性之谓道”。由于《老子》一书的广泛流行，一般都不自觉地用道家之“道”的概念来解读《中庸》乃至儒家经典，无形中就对进入博大精微的儒家义理殿堂设置一个巨大障碍，这是值得注意的。

     孔子从没有想到要开创一个学派，但实际上却成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道家尊老子为祖师爷，并宣称孔子年轻时曾到东周洛阳问礼于老子。言外之意，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儒学不及道家学问精深。正如后世佛、道相争时，道教徒故伎重演，杜撰出《老子化胡经》，来贬低佛教。儒家推崇尧舜，如孟子言必称尧舜，对于尧舜以上的历史存而不论，道家要超越儒家，就追溯到更久远的轩辕黄帝。儒家以天或天命为本原，“天”至大无外，无所不包。“天”与“道”的关系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家则屋上架屋，在“天”之上虚构一个“道”作为世界的本原，“道”凌驾于“天”，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而“天得一以清”。孔子曰：“天德不可为首也”，“天德” 即天命，“天”尚不可作为万物之“始”，更不可在“天”之上又叠加一个“道”作为万物之母和天地之“始”。

     从这几方面均可以看到道儒相争的痕迹。儒大而正，独立而不倚，并没有与道家相争。相反，道家则是从攀援儒家、批判儒家起家。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与孔子同时代是否有老子其人，无关紧要。但《老子》一书必定是后世道家门徒托老子之名而伪作并陆续编撰而成，以至于流传至今版本众多，莫衷一是。连道家学派的实际开创者，战国时代稍早于孟子的杨朱，恐怕也没有读过《老子》。如果把儒家学派比作一个作家，道家则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当然是先有儒家，而后有道家。如果对比阅读《老子》与《中庸》，两者有好几处在论述的文字形式上也非常接近。一般以为道家主张“无为”“道法自然”，而儒家的纲常名教是对人性的束缚。其实“无为”“率性”的思想贯穿于《中庸》全篇，应该说，《老子》中“道法自然”的思想取自《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