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某些月份生子颇有禁忌，例如二月生子不举，甚至导致隋炀帝萧皇后小时候被弃养。这种风俗当时盛行，尤以南方为甚。与此同时还有五月生子不举，《史记》卷七《孟尝君传》曰:“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也:‘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举”为养育之意。李志刚《出土文献所见上古时期的“生子不举”问题》、王子今《秦汉“生子不举”现象和弃婴现象故事》对此有专门论述。

古人之所以认为五月生子不祥，大约有如下几个原因：

1，五月乃恶月，毒气、毒虫出没，端午节之所以喝雄黄，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就有避疫、避毒的意味。

2，五月生人命硬。妨害父母。据说五月五日生的人妨害父母，《风俗通》：“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甚至死后尸体不坏，可见其命硬，《北齐书·南阳王绰传》：“后主不忍显戮，使宠胡何猥萨后园与绰相扑，扼杀之。瘗于兴圣佛寺。经四百余日乃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之所以认为会克父母，程维《五月生子不举习俗考释》推测可能与五月溽热，那时孕妇临盆，讲究密不透风，故大人深受其害，且夏季分娩，细菌繁殖快，孕妇、婴儿死亡率皆高，故深忌之。而五月五日阳气最盛，故最为忌惮。

3，午者忤也。《淮南子·天文》：“午者，忤也。”汉武帝在五月五日以枭羹赠百官，程维《五月生子不举习俗考释》认为午与忤逆相通，故妨碍父母。枭则是传说中杀父母的恶鸟。

宋徽宗做为一个非常迷信道教的皇帝，对自己生于五月五日颇有怨念，《癸辛杂识后集》：“徽宗亦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但是赵翼《陔余丛考》：“宋徽宗五月五日生，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终有五国城之厄。辽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宁节于十二月，后亦以《十香词》被乙辛谮死。岂恶月之说果有验也？”还是补了一刀。

臧健《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之分析》则认为到了宋代，生子不举更多的是因为国家制度，而且不论男女婴儿：“宋代‘生子不举’的含义,已不再单指五月五日生子不举,而是已演变成为一种与中国传统生育观相悖的生育习俗,存在于两宋社会之中,特别是在南方的农村地区。生子不举的‘子’,也不再特指儿子、男孩子,而是更为广泛地包含了男孩子、女孩子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宋代的生子不举,虽也有迷信成分存在,但已不占主要地位,而更突出地表现出的是以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的特点。与生子不举同时存在的“计产授口”现象,在福建及鄂岳等地亦很盛行。这种现象的存在也是对生子不举之意的最好说明。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记载:“鄂岳之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大抵类闽俗。”所谓计产授口,应指一家农户所拥有田产的多少,及所收获可供养全家多少人消费,以此决定全家人口的多少。由于宋代国家统计户口,多以丁口为计,既不包括全部男口,更不包括女口。所以一般农户家庭的人口数字,很难从官方的户口统计中看出来。但灾荒之年,宋代地方官在娠济时,往往根据每户的实际人口平均数来计算,一般贫困之家“大率户为五口’,或“以一家五口计之’,。若再参考苏轼所举鄂岳之人“例只养二男一女”,以及王得臣称闽人“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和“若女则不待三”之说,可以看出,五至七口之家,代表了宋代社会下层人民一般家庭的人口数,超过这个数字,便不能负担。在超生和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农户只好减少家中人口,或典卖儿童,或刚出生即杀之。因此,‘计产授口’同属生子不举之现象,只不过“计产授口”之说更明确地将农户的生育与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