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其语言风格朴实明净，气象万千，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市井气息和生活情趣，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汪曾祺自小就喜欢读书，一生和书结缘，他曾多次谈及自己的读书习惯和方法。虽然我们不能像汪曾祺那样博览群书，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借鉴一二，也会受益匪浅。

汪曾祺一生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平日里，他总会随手抓起一本书来看。要是觉得没意思，就丢开。这一点，倒是像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读书时，也是“遇有兴致的书，读得津津有味；没兴趣的，便丢至一边。”

汪曾祺说，他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要多得多。常看的是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南北朝梁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宋代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等；其次是方志和游记，比如唐刘恂所作的《岭表录异》、南宋周去非所编的《岭外代答》等；讲草木虫鱼的书他也爱看，如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清代状元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清代园艺学家陈淏子的《花镜》等等。

以上这些书，被汪曾祺一律称为“不讲正究学问，但都很好看”。而“讲正经学问的书”，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他认为也很好看，比如清代俞正燮撰写的《癸巳类稿》。而清代钱大昕编著的《十驾斋养新录》则要差一点，不过“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

除此之外，汪曾祺说自己也会读一些书论和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南宋法医学泰斗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内容全部是讲验尸的。有些书本身内容就很庞杂，如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南宋洪迈所著的《容斋随笔》之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

阅读了如此多的书，那从读书中收获了哪些好处呢？汪曾祺总结了四点。

第一，他认为阅读就是很好的休息。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看杂书一册，这比打扑克要舒服得多。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他表示，自己从法布尔的书里了解到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濬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有玩好玩。第三，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如果认真阅读汪曾祺的文章，就会发现，他作文时的表达方式也比较口语化）。

汪曾祺表示，一个现代作家想要和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谥号“昭明”）组织文人共同编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一些杂书，这样一来，能比较快速地将学到的看到的融入到自己的笔下。所以，他劝告喜欢写作的青年作家“不妨试试”。

最后一点，汪曾祺认为，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那些书论和画论。为此，他特意列举了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所写的一段话：“吴兴书笔，专用平顺，一点一画，一字一行，排次顶接而成。古帖字体，大小颇有相径庭者，如老翁携幼孙行，长短参差，而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吴兴书如士人入隘巷，鱼贯徐行，而争先竞后之色，人人见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

汪曾祺觉得，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散文，都应该像书法那样，做到“情意真挚，痛痒相关”，如此，在作文时才能做到“形散而神不散”。

汪曾祺的一生，都是与书籍和写作紧密相连的。他的生动的文学表达和对生活的细腻观察，都是源于他终身的阅读与积累。正如他所言，活到老、读到老、写到老，这不仅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对未来世代文学创作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