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陈寅恪在辞去牛津大学的教职后返回国内，随后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此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许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陈寅恪当然也不例外。

当时，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大多数人家都是通过烧煤球取暖。陈寅恪虽然从海外归来，但之前由于治疗眼疾而花光了所有积蓄，再加上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全家人的生活非常拮据。不过，这些都还是次要的事情，更令陈寅恪失望的是，虽然家里的钱全花了出去，但眼疾非但没有好转，医生反而下了双目全部失明的诊断书，全家人因为他的病情也跟着一起担心。

那个时候，虽然买煤球花不了多少钱，但奈何陈寅恪就是拿不出钱来，全家人只能挤在没有取暖设施的房间里，晚上睡觉时更是冻得瑟瑟发抖。有一天，学生季羡林来看望陈寅恪，发现这一情况后心疼不已，立即将此事告知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胡适一向尊敬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于是，便想赠送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让其先赶紧过上暖和的日子再说。

然而，令众人没想到的是，一向做事严谨的陈寅恪却拒不接受胡适的好心。季羡林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师，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家人着想，不能因为自己而让全家人跟着受罪。没想到还真说动了陈寅恪。思来想去，陈寅恪便打算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换取胡适的美元。胡适也欣然应允。

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便派自己的车，让季羡林跟着，到陈寅恪家里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当时，陈寅恪只象征性地收了两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然不算少，然而同那些极为珍贵的书比起来，还是显得微不足道。

在那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两千美元了。当时，许多人都赞叹说，陈寅恪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带有捐赠的性质，从中也可以看出陈寅恪的气节与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