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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7 12: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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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解说词
河西走廊之六
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
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广泛接触当地民众，约谈地方官员，特别对来自西域的商人给予了高度关注，
主动了解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漫漫商旅之路上的艰辛故事。
这位看上去诚恳亲切又豁达睿智的帝都官员很快就贏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
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
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这条大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输网络；沿线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更是因为这条运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重心。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视的隋炀帝当然也不会忘记辽阔的西部地区，很快，他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
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国版图后，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跃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关于合适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裴矩。
裴矩，祖籍山西。
他精通经史典籍，并有着丰富娴熟的政治经验。
隋朝建国后，裴矩就受到隋文帝重用，参与了隋朝礼仪制度的建立。
公元588年，裴矩跟随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皇子杨广参加了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
此后，他通过精准的政治谋略，兵不血刃地让突厥归附隋朝。
隋炀帝登基后，他成为朝廷五位重臣之一。
裴矩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及他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了解，赢得了隋炀帝的赏识。
隋炀帝召见裴矩，询问西部疆域的经略思路。裴矩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恢复丝路贸易，并加强与西域诸围的政治、文化交流。
这个思路与隋炀帝不谋而合。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虽然这是裴矩第一次来到河西走廊，但他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他的祖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苻坚灭前凉国，才迁回山西。
初到张掖的裴矩，很快便被这里的繁荣所吸引。
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来自西域的胡商，他们的长相、服饰都明显区别于中原人。他们带着香料、手工艺品、地毯等内地不常见到的货品在这里买卖。之后又采购当地的丝绸、茶叶、土特产，销往广阔的西亚和欧洲各地。
古老的商路已经逐渐恢复，边贸互市以及民间的贸易交流正在兴起。
这给了裴矩很大信心。
他放下朝廷重臣的身段，主动寻访商户，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胡商。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
北道：
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
中道：
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
南道：
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了解日渐深入，裴矩也发现了此地商贸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正在苦苦思索的裴矩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曾经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难题。
这个人，就是仓慈。
仓慈，淮南人，三国曹魏时期的敦煌太守。
敦煌郡在河西走廊西段，自汉帝国以来，作为丝绸贸易集散地的敦煌运行到东汉末年已变得破败不堪。到了三国时期，更因为连年的战乱而与内地隔绝。虽有西域商贾来这里进行贸易。但也因时常遭到豪强的阻挠和盘剥而怨声载道。
仓慈到任后，为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他贴出告示，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贸易的，由政府发给旅途补助；
如在敦煌经商，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同时派吏民护送商队。以保证客商的安全。
河西走廊在他的管理下。达到了商贸繁荣的一个高峰。
仓慈当年治理河西走廊的经验给了裴矩很大启发。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而这些被称作“胡商”的西域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粟特人。
据考证，粟特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昭武城。又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他们居住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没有自己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民族。
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犹太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消失了的神秘部族。由于擅长手工艺制作，他们的陶器、银器、丝绸，甚至盔甲都是当时的畅销品。
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很善于把自己的货品变成钱。
据《唐会要》记载，他们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读书识字，稍微认一点字便开始教他们经商之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并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还几乎垄断了当时河西走廊上的国际贸易。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物中想象他们的形象，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繁荣丝路。
对于粟特人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经商，是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幸被盘踞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突厥、吐谷浑等势力劫掠、盘剥，他们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这也是裴矩所担忧的。
他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汇报给隋炀帝。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的这些话让隋炀帝大喜过望，他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再次返回张掖。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这一仗对吐谷浑打击很大。
万事俱备，隋炀帝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国家计划。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
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只是，这样的一次巡视，势必耗费巨大，再加上路途遥远，还要冒兵戈之险。
是否有这个必要？
大臣们的担忧和疑虑对于杨广来说毫无意义，繁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随即有序地展开了。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
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作为横贯祁连山脉的高山峡谷，这条古道海拔三千多米，与终年积雪的雪山为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扁都口始终是祁连山谷中距离西宁最近、唯一穿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通道。
每年的7月是扁都口最美的季节，万亩盛开的油菜花使千年古道扁都口成为今日河西走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焉支山，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黑河发达的水系孕育了这里丰富陶茂盛阴植被，山上林海松涛、碧波无际，山下沟壑纵横、清泉淙淙。
不远处辽阔的天然草场正是盛会的绝佳地点。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
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高昌和伊吾等西域圉家的贵族也来到了张掖，表示愿意与隋朝交好。
尽管刚刚经历了扁都口的艰险，杨广在接见高昌王和西域各国使者时，依然不失大国之君的威仪。
他下令武威、张掖两地的仕女盛装出席，充分彰显大隋朝升乎盛世的景象。
来自中原的宫廷乐手，以及来自西域各地的民间歌舞艺人，在会场上争奇斗艳，为这场盛会带来了浓郁热烈的欢乐气氛。
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陈设着中原的手工艺品。
西域各国的使节被眼前的雍容华贵折服，对隋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叹为观止。
自然，当地不少粟特商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盛会。
他们不失时机地从骆驼上卸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到张掖城里的大小集市上，向来自各国的客人兜售他们的货物。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当年，河西走廊盛况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那场气势恢宏的“万国博览会”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在张掖盟会期间，隋炀帝杨广登临焉支山的峰顶参天禅地。
当年汉朝将军霍去病曾越过焉支山，击败匈奴，夺得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自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而载入史册。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
丝绸之路又一次向中原大地敞开。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经略，为后来唐帝羞国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河西走廊上的盛况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念，繁华早已随风而逝，但岁月并未掩埋一切。
这是一座以“骆驼”命名的古城遗址，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丝绸之路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
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的中段，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
它建于汉朝，曾是魏晋时期北凉的故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镇。今天的我们穿行于厚厚的城墙间，依然可以回想当年河西走廊的丝路盛景。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西域各国商人，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沿着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为中原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面貌。
丝路的畅通，让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商旅便利，关税的降低，也使得来中原做生意变得更有吸引力。
丝绸之路再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杨广仍不失为一代有为之君。
河西走廊理应铭记他。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便在长安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年逾八旬，此时已是唐帝国户部尚书的裴矩，也接到了赴宴的邀请。
宴会上，乐师们在铿锵有力的《秦王破阵乐》后，又演奏了一曲由西域传入的《西凉》大曲。
这熟悉的音律，让裴矩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他想起了第一次前往张掖之前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编撰《西域图记》时的艰辛，更想起了大业五年，焉支山下，他为隋炀帝安排的贸易盛会，当时的宫廷乐师，似乎也演奏了这曲《西凉》。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曲终人散，已是夕阳西下。
裴矩走上了长安的城楼。他向西眺望，仿佛看见一队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西域胡商，正伴着夕阳，从金光门走进了长安城的西市大街。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
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很快就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大通道。
政治的稳定，开放的政策，让河西走廊商路上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也变得多元起来。
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唐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焦点所在，并由此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正在迎来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
河西走廊之七
敦煌·莫高窟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他的名字应该被留在编号220的洞窟里。
但是，按照当时的惯例，绘画的工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他们所做的壁画上。
于是，这个杰出的画工被时间的洪流湮没了。
但，为了呈现发生在莫高窟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是为他取了一个名字——
李工。
弹指间，沧海桑田。
一刹那，转身千年。
敦煌，河西走廊西端的重镇，它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
两千年前，因为河西走廊的风云际会向一个年轻的皇帝招手，于是，霍去病两次深入河西走廊，驱逐匈奴。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这里恰好有从祁连山流下来的雪山河，有绿洲，是一个理想的防御和出击的基地。
于是，敦煌成为汉帝国向西域迈进的边城。
它很快从汉帝国最初设置的河西走廊两郡中独立出来，成为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
发源于祁连山积雪和冰川的党河流经敦煌，使这块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变成得天独厚的绿洲。
汉帝国高强度的军屯与经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这里迅速成为西部重镇。
又过了400年。
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
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
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不仅如此，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累长久，遇荒年战乱义盼米口罷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这是上世纪初，一个名叫查尔斯的法国摄影师拍摄于敦煌莫高窟的一张照片。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罗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3个星期后，精通汉文化的伯希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他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敦煌时。仔细研究一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220窟。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
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220窟东壁的维摩诘经变画被视为敦煌壁画中的巅峰作品，每当我们看到这幅人物肖像，都会感到一种震撼。
画面中的维摩诘居土身体微向前倾，似乎正与文殊菩萨激烈辩论着佛教哲理。而另一侧的文殊菩萨则在诸菩萨、大弟子及诸天人的簇拥下，神态自若地与维摩诘对问。
特别是在东壁“汉族帝王听法”的场景中，帝王形象的塑造手法和风格看起来和著名唐代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如出一辙。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屈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7年，在长安的一座寺庙里，李工正在专注地绘制一幅维摩诘经变画。
李工的笔下展现了居士维摩诘与文殊菩萨辩论的场景，神情十分生动，围观的人对他所画的菩萨形象啧啧称奇。
此时，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已有10年光景了。这，正是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火红岁月，一个全新的时代到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朝气蓬勃。
随着贞观之治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各样的建筑被建造出来，开放富足的时代令唐人特别热爱生活，喜欢用色彩来装点墙壁。从寺庙到官府，从私宅到皇宫，他们将美丽的风景、绚丽的人物、充满神秘色彩的宗教场景绘制到墙壁上。
此时的唐帝国著名画师阎立本就是一位壁画高手，他的画是朝野公认的“神品”。
李工虽然还不是名家，但他是整个画坊最出色的画匠，围观人群中有人说，李工画的人物和宫中的阎立本颇为神似。
李工心中有几分得意，他每日在画坊刻苦临摹宫中的粉本，就是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进入翰林院任职，成为一名有身份的画师。
粉本，多是当时流行的大师作品，或者皇宫中流传出来的画稿。
画匠常常照着这些粉本来画壁画，以满足客户对流行趋势的需求。
临摹粉本是作为一个画匠最基本的功夫，如果不合格将不能独立工作，甚至受到惩罚。因此一般画匠的水平都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这就使得一个时期内，普通画匠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及水平方面与大师的作品差距并不遥远。
同时，粉本的流传也使得唐朝长安的绘画一时风靡，从最西面的西域诸国到东海之外的扶桑，都能看到盛唐长安艺术的风采。
尽管李工的绘画技巧已经非常高了，但是要想进入翰林院成为皇家专属的画师几乎没有可能。
有名的寺院或权贵人家为了互相攀比，更愿意邀请有名望的画师。而不是像李工这种籍籍无名的画匠来画壁。
感觉前途渺茫的李工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这是中原王朝所不能接受的。
对唐太宗来说，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西域的安宁是国家战略的既定目标。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大军一路去到河西走廊和西域，作为跨区域的国家军事行动，军队无疑也担负起将大唐的文化和艺术传播到更广阔的土地上的责任。
李工的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冲动。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由于敦煌是距离高昌最近的河西重镇，这里自然成了唐朝大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李工和其他工匠奉命在敦煌为帝国的军队装配攻打高昌的军械。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
李工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他发现敦煌虽然地处边陲，但田园垦辟、商贸发达，各种肤色和语言的人聚居在这里，是个十分有趣的边疆国际城市。
最特别的是，这里还保留着最初从天竺传来的佛教传统，人们普遍信仰佛教，喜爱开凿石窟，并在石窟中塑像和绘制壁画。
此时的莫高窟经过隋朝的大力营建。已经出现了上百个洞窟，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了非常可观的程度。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
李工画技高超的消息很快就在敦煌传开。
他开始源源不断地接到邀约，去为新开凿的洞窟绘制壁画。
很快他就成为了敦煌画匠中的“都料”。
“都料”是工匠中技术级别最高的人，也是绘画工程的规划、指挥者。
李工通常自己为壁画起底，然后让其他画匠根据粉本来描画颜色。
他感到，敦煌前代的壁画非常精彩，而自己也要把这个时代的风格带给敦煌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在他的心中涌动。
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据记载，主持翟家窟营建工作的是翟氏家族在敦煌大云寺出家的僧人道弘。
学者们考证，大云寺就是今天莫高窟最大的大佛——35米高的“北大像”所在的第96窟弥勒佛窟。如今，人们已经无法见到这座寺庙了，但窟前还保存有大型殿堂建筑的遗迹。
受到道弘的委托，李工负责翟家窟的壁画绘制。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
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唐代的壁画以规模较大的经变画为主，几乎将整个佛经的复杂内容绘制成为一幅画，基本上改变了魏、隋壁画那种横幅连环故事的结构方式。
盛唐时期，净土宗十分流行，所以，在石窟中绘制西方净土变成为佛教壁画的主流。
所谓净土，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一个鸟鸣花香、四季如春的地方，佛陀在这里说法，叠聆听到真理的众生则享受无限的快乐。
李工开始在翟家窟南壁描绘他的西方净土变——
在巨型水池的中央，阿弥陀佛坐于莲花宝座上，周围拥绕着的众多菩萨正在悉心聆听，化生童子游戏其中，空中乐器不鼓自鸣，地下舞伎翩跹。李工用鲜艳明亮的色彩，流畅而精湛的线描，勾勒出歌舞升乎、华丽灿烂的极乐世界。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
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当李工在石窟北壁所绘的药师七佛经变画慢慢成形的时候，观者无不为其构图的新颖、气势的宏大所惊艳。
画面中央的水池碧波荡漾，莲花盛开，水池之上有一宝台，以琉璃铺地，流光溢彩。平台上一字排列七座莲台，每座莲台上站立着一尊药师佛，合为药师七佛。
自东晋译出《药师经》后，药师信仰便开始在我国萌生和发展。
药师经极具现实意义的宣传，得到了上迄王公、下至平民的一致信奉。
在药师佛的两侧分立着身着天衣、头戴宝冠的协侍菩萨。宝台下方是奏乐、歌赞，供养药师佛的歌舞伎乐。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认为：
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当人们注目于这幅壁画，沉浸在由光轮、衣带、波浪般的纹理组合成的广大繁复的旋律中时，仿佛真的可以聆听到宇宙的音乐。
有专家辨认出，这些舞者脚踩小圆毯、衣带飘舞、急转如飞，她们的舞蹈极可能就是在唐代盛行的胡旋舞。
随着唐太宗对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强力管控，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日渐繁荣。
来自中亚的风俗开始传入中原，胡旋舞风靡一时，“人人学圜转”成了大唐的风尚。
今天，胡旋舞已经失传，而在敦煌，胡旋舞却凝固在了石窟壁画之中，令人遐想无限。
在莫高窟第220窟北壁所描绘的盛大舞蹈场面中，还出现了大型的灯树，这一场景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
唐朝诗人张说在《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中写道：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
诗中记载的是上元日长安城踏歌灯的盛大场景，其中的灯轮恰是两种：分别是西域式的“灯轮”和中土式的“金阙”。前者为圆形，后者为方形，正是第220窟壁画所反映的形象。
上元夜，长安城中灯楼齐明，来自异域、风情万种的“胡旋女”舞动长裙，人们在歌舞升平、热闹非凡中享受无限的快乐。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壁画，将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象永远记录了下来。
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认为翟氏家族的220窟营建工作先后长达20年时间，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翟家窟以后，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室西壁龛下的墨书“翟家窟”三个大字，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世代相传。
翟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工最后一次走进这座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他或许悲欣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意在为亡者祈福，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但敦煌与河西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史之乱”令唐帝国由盛转衰之后，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崛起，攻陷河西走廊，对这里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统治。
公元848年，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西走廊。
生活恢复平静以后，翟氏一族在220窟的故事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翟奉达，翟通的9世孙，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925年时，翟奉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也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翟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决定重修先代的洞窟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翟奉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画在了石壁上，并在甬道的另一面工整地写下了“检家谱”，它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近300年的历史，成为了今天的人们理解敦煌石窟营建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粉本，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220窟的壁画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满壁风动”的“吴家样”神韵，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单是吳局詹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共保存了壁画45000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10余座。
莫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去的分叉点，也是东来的住泊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兴盛景象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并最终成就了敦煌莫高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
河西走廊之八
公元1245年
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
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
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也就是汉帝国设郡之时的武威，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重镇。
同时，凉州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曾有梦幻凉州之称。数度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原与西域的物资贸易、文化往来，更是要在这里交汇聚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或者扎根，或者住泊在这座城市里，久而久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便会打上鲜明的凉州特色。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之后借道进攻陇、蜀。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而对于和谈对象，多尔达在信中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提出了几个来自吐蕃噶当派、达隆派、止贡派和萨迦派的人选，其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
萨迦班智达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端的视线。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挑战者纷至沓来，其中一位名叫措杰噶瓦的学者前来与萨班辩论。
双方约定，辩论中输掉的一方要皈依对方教派。结果萨班不孚重望，赢得了辩论。措杰噶瓦皈依佛法。成为了萨迦班智达的弟子。
由于内明外明遍知，智慧无与伦比，萨班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萨班。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止贡寺京俄仁波且。
但京俄仁波且当时已经65岁，他不愿或者不敢去凉州，转而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
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在信中，阔端写道：
“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萨迦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并不看中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阔端选择萨迦派的萨班进行会谈，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
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吉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积极主动地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收集整理向蒙古汗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凉州。为了说服他们，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漠北和林参加他的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势，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此情吾岂能不知！”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
“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
“不怕。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思巴是有悟性的，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阔端还嘱咐八思巴好好学经，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人。这样的交流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情感基础．同时阔端也越来越多的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远处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延绵的雪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一次关乎吐蕃归顺蒙古的重要会谈在河西走廊上举行了。
阔端与萨班就归顺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遗憾的是，会谈的具体细节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但就综合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事实来看。在吐蕃归顺蒙古帝国后由谁来直接管理，以及上交税赋多少的问题上萨班与阔端有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
一，归附者官任原职；
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
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
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
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萨班在信中列举归附的条件及一系列实际情况，讲清蒙古王室尊重吐蕃宗教信仰，对萨班和八思巴兄弟特别关切，创造弘扬佛法的条件，安排宣讲佛法的场所，归顺之后可让本地人担任官职，群众可安居乐业。
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吐蕃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班和使者官员对吐蕃进行共同治理。
由此，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得知此事的阔端非常高兴。
他请萨班住在幻化寺，并不惜财力扩建寺院。
幻化寺也就成为了萨班在凉州居住、修行、讲经之所。
因为有了萨班的驻留，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曾有上千名僧人在这里研习佛法。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萨班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反复谈到阔端尊崇佛法，对他十分关心和照顾。
而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
“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
河西走廊，成为了蒙藏两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交点。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人质说。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
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都不影响八思巴和他的弟弟在河西走廊的成长岁月。
有关八思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主要是跟随叔父萨班学习佛篮，掌握担当萨迦派教主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16岁时写于凉州的《怙主赞颂》。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这里汇集了汉人、蒙古人、藏人、西夏遗民、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这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八思巴很快成长起来并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
他与阔端的儿子以及蒙古贵族子弟们的交往比较频繁，学识深受推崇，这为日后八思巴走入蒙古政坛奠定了基础。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尽管阔端一生都没有迈入西藏，但，越过崇山峻岭，他一定牵挂那遥远的高原。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肃南皇城滩草原，也是埋葬阔端的地方。数百年过去，唯有蔓蔓青草与声声牧歌在时光的轮回中经久不息。
西凉王阔端最终与河西大地融为一体。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
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八思巴最终选择投奔忽必烈。
他1 1岁时来到蒙古属地凉州，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四年后，公元1280年，46岁的八思巴在西藏的萨迦寺忽然圆寂。
但，八思巴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发酵。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帝国末端，并延续到今天。
而追溯源头，这种影响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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