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第一次
(2022-05-10 16:13:41)分类: 往事回忆 |
我的人生第一次
第一次照相
照相,于现在的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谁也不会去留意一生中要照多少次相。可40年前就不同了,只有县城里有照相馆,要照相必须跑到县城里去照。 记得我第一次照相还是在1969年,当时我在祁家联中读初中,大概是毕业前夕,我和同桌杨少林商量着要去城里照个相,我们俩一拍即合。县城,在梦中不知去了多少次的地方,可现实生活中还是第一次去,去的路还不知怎么走。尽管我们这里离着县城二十多里路程,那时又不通车,但在我们这些常年在地里摸爬滚打的农家小孩子眼里,这又算什么难处。
临行的头天,我们向老师请了假,但没说去照相,撒谎说家里有事,恐怕老师不准假。当我晚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才开始不让去,经软磨硬泡,得到“批准”。并嘱咐我不要和人家打架,说话间从抽头(屉)里摸出几张压得整整齐齐的毛票,从中抽出了四张,仔细折好后递给我,一张五毛的大票(当时在我眼里五毛的就是个大票),一张两毛的,两张一毛的,总共九毛。还有半斤粮票,好吃饭用,另外又从身上掏出了两个五分和两个二分的钢镚,让我塞进口袋里,嘱咐我不许乱用,回来再交给她,对于这个交代我现在也没参透其中玄机。
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博兴县城。哇!东西大街比俺村的街宽,街两旁都是瓦房,还看到了一辆小卧车(吉普车),这引起了俺俩的猜测和争论,是什么样的人物坐在里边?他的官有多大?结果当然是不得而知。经一路问讯,终于到了照相馆。我们向照相师傅说明来意,照相师傅说:“一寸的6毛,二寸的一块一”,俺俩商量了一会,为了省钱,最后决定还是照一寸的吧。然后小心翼翼的坐在那个被黑布罩着的机器前面,诚惶诚恐的望着面前的黑匣子,直到照相师付将手中的皮球摁了一下,说好了,我们才如释重负,仿佛经历了一场不平凡的考试。
太阳偏西,要启程回家,虽然是相也照了,馆子也下了,街也逛了,东西也买了,钱也花的精光,还欠了债,我只觉得还有点恋恋不舍,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等到家里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早就等在门口迎了过来,我把两根油条放在她手上后,顺势就躺在门前的麦秸席上睡着了.....
第一次穿涤卡中山装
1977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听邻居说祁家门市部要卖涤卡布,当时我正在吃早饭,放下窝头(玉米面做的),就往外跑,一想还没拿钱,又返回来,拿上我平时攒的“私房”钱,向母亲要了7尺布票,急匆匆的直奔门市部。幸好排队的人不多,因为那时涤卡属于最好的布料,很少有人买的起,所以没费劲就扯到了7尺蓝色涤卡布。
刚听说涤卡、的确良,是我刚从博兴一中毕业时。村里没谁穿过,也不知道涤卡、的确良写出来该是哪几个字。听人们都说城里可时兴了,这布料好的很,结实耐穿,洗了也不退色还不出褶儿。从那时起我就很想能穿上一身涤卡衣服,从此就暗下决心攒钱。那时生产队里收芦草喂牲口(主要喂骡马),二分钱一斤,割草能攒钱。但是,整天整日割草是不行的,一是生产队不允许,二是家里也不允许,还得挣工分。我便天不亮就去割草,割会儿,再吃早饭,然后去街头领活上工,去干活时捎着包袱和镰刀,回来时再割草。就这样我攒了两年,攒了20元。
我拿着崭新的涤卡布兴高采烈的回到家,向母亲要了口袋布(白粗布),就去了当时俺村唯一的裁缝王大婶家,在量尺寸时,就迫不及待的问,啥时候能做好,王大婶说最快七八天,我知道她也是利用早晚抽时间裁剪缝制,耽误出工生产队也是不允许的。
好不容易盼到第八天,没吃早饭就去王大婶家拿做好的衣服。王大婶说你穿穿试试,穿着很合身。后来给王大婶家拨了两个工日(20工分)作为做工费,那时不许用钱交易的。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是我长到23岁所做的最奢侈、最体面的一件衣服。穿上后我走起路来也变得昂头挺首、格外神气,走在街上年轻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有的还用手摸摸是啥感觉。我穿着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也体面过也风光过,我穿着它参加过惠民地区文艺创作班和文艺汇演;我穿着它参加过博兴县共青团第八届代表大会;我穿着它在全公社团员大会上发过言;我穿着它把媳妇娶回家。还有几个发小穿着它去相媳妇、娶媳妇。
我的这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穿了十几年,袖子上磨了个窟窿,补了补丁。尽管后来不穿它了,也一直没有舍得扔掉。我嘱咐老伴要保留着,做个念寐(纪念),所以,留到至今。
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记得那时我们村药股(卫生室)有辆大金鹿自行车,专供去小营药材站进药品用,属于公车,私人不准借用。全村260多户人家只有祁冠福、祁瑞伦两位当教师的有老“国防牌”(金鹿牌前身)自行车,乡亲们进县城办事或出远门都去他家借。;还有刚从河北东光回老家的祁冠印带来了一辆不是工厂货的自行车,这种自行车是平把不带刹车的那种大加重自行车,前后没有泥瓦圈,能驮载200公斤。如果需要刹车,用一只脚踩在自行车外胎上,靠鞋底踩刹车,有时驮载多,坡陡的话,刹车时鞋底被磨透了。
1977年秋,庞家公社广播放大站要招一名有线广播线路管理员,因我经常给县广播站写广播稿,经县广播站编播股王世让编辑的推荐,有幸当了一名有线广播线路管理员。当时站里有辆公用自行车,3名管理员轮流骑着查线路,轮不着的就得步行。那时广播线都是木杆架设的,经常损坏,每天查修线路要走20多公里。每当走累了就想自己有辆自行车有多好啊,盼望能买到一辆自行车。1978年冬,听在供销社工作的朋友说,最近从青岛进了一批“金鹿牌”自行车。得到这个内部消息后,我向站长说了我要买辆自行车的事,经站长向公社里要指标,我又托熟人,终于争取到了一个自行车的指标。家里倾其所有并举借“外债”,终于凑齐了156元钱,购买到了我们家的第一个大件——青岛产“大金鹿”加重自行车,那可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固定资产。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当我骑崭新的自行车回家的那天,竟引来了整个一条街的乡邻,不亚于现在买一辆几十万的小轿车。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了,高兴地不得了,骑着亮光亮光的自行车去查修广播线路,在社员群众面前炫耀了好久。在那个年代,一个20来岁的小青年,骑着崭新的自行车,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有自行车,达到人手一辆;九十年代年轻人都骑着摩托车大街小巷兜风;2000年后又普及了电动单车、电动三轮;现在所开的轿车,从奥拓、羚羊也换成桑塔纳、奥迪等等。我的两个儿子也都有自己的小轿车,我也开上了电动轿车。我的大金鹿也随着时代的发展退役了,但作为老朋友我没有忘记它,将它好好的保存了起来,我的大金鹿,它默默的陪伴我,无言无语地奉献着,它伴我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它见证了我的成长;见证了我的事业;见证了我的爱情和家庭;见证了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见证了我们今天的幸福和盛世。
第一次看电视
现在看电视是很一般的事,可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在农村能看电视就难了。那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不久。发达国家的新鲜产品就不断地涌入我国,“黑白电视机”这个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又神秘(为什么就能出人呢)、又新鲜而且奢侈的东西,也悄悄地进入了少数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家庭。说真的,那时候一般的家庭真买不起,因为那时我们国家刚刚开放不长时间,大部分家庭都还很穷,能买起黑白电视机的家庭为数不多。那时我家也没有,因为1983年春天,我刚刚花了1700多元盖了五间石头盘根的瓦房,花去了我的全部积蓄,并举借“外债”哪有闲钱买电视。
我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看电视是1984年秋后在邻居祁振和家。有一天下地干农活刚到家,五岁的儿子跑到我面前说;永杰(祁振和的儿子)家买“电视机”啦!我一听“哇”!当时我感到很惊讶!儿子非常好奇的问“电视机是什么东西”我解释说“和收音机差不多,里面出人”。儿子恨不得马上就去看看电视机是个什么东西,我哄他吃了晚饭领他去。
晚上吃完饭,我就领着儿子地去了祁振和家。一进屋,哦、这么多人那,炕上和地上都是人。炕上坐的是大人们,地上坐的小孩子们,旁边还有站着的,甚至离祁振和家挺远的都来了,挤的满满的,整个屋里全是人,还有陆续来的。这时有人提议把电视搬到天井(院子)里,主人也看到人确实太多了,再来人搞不开了,说声好,大伙有抬桌子的,有搬凳子的齐下手很快把电视挪到了院子里,打开电视。播放了一会新闻,那时没有广告,很快就放映起正片(电视剧)《霍元甲》来。人们都停止了说话,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大家被那些难得一见的武打功夫深深吸引了。以致两集播完,大人们知趣离开了,可小孩子们没看够久久不愿离去,本家人告诉他们时间不早了回家吧,明晚再来看,孩子们这才不情愿的离开。
直到1987年秋天,我用卖了棉花的钱买了一台17英寸沈阳牌黑白电视机,价格是935元。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60元,一台电视机等于我一年半的工资。1996年安装了电话,有事情需要联系,一拨程控电话就解决了。1997年秋天,又换了21英寸的大彩电,那时舍不得买成品的天线,自己用铜管做的,立在一根木头杆上。2000年买了VCD放相机,以后又换来了DVD。2002年,又添置的29英寸的大彩电。2004年,接通了有线电视,能收好几十个台。2007年秋天,又换了一台40英寸的液晶电视,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液晶电视,新闻、电影、戏剧都能看,想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2010年内退后买了电脑,学会了打字,学会了上因特网,我还建立了自己的博客、QQ,把写的博文发布在博客、QQ、农民博客等空间里。2014年手机也换成了智能手机,在手机上也能上网看电视,还加入了几个文学写作群,欣赏文友作品,与文友们交流写作经验,生活在快乐之中。今天,改革开放40年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走过风风雨雨的日子里,我们这一代人感触很深,每个人都有一段同样和不同的生活经历,都有人生难忘的回忆。今天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把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向朋友们诉说衷肠,和大家一起回忆过去展望未来,把它献给热爱生活的朋友们,也作为改革开放40年我家的变化庆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