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隐逸诗是一种特殊的抒情诗,主要抒发诗人回归自然的独得之乐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陶渊明、孟浩然和王维均是隐逸诗作家中的典型代表,但三者有异有同，陶渊明堪称隐逸诗人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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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隐逸诗；陶渊明；王维；孟浩然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由于厌恶官场中的追名逐利，厌倦世俗生活中的蝇营狗苟，空有一腔热血不能报国，满腹才华不能施展。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平衡和宁静，进入一种“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的境界，于是就采取了一种极端的生活方式――隐逸。隐逸思想及行为上古已有之，自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以来，流风余韵历代不绝。《庄子》中的“在宕、刻意、缮性、泅水、列御寇、达生”等篇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隐逸这个话题。汉初淮南小山作的《招隐士》，则将“隐士”一词带入诗歌创作中。 
　　文士的隐逸生活，产生了与之相应的隐逸诗歌。隐逸诗是一种特殊的抒情诗,主要抒发诗人回归自然的独得之乐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透过隐逸诗中抒发的感情，能看出一位诗人人格的高下。他们有的只是为了摆脱现实，“独善其身”，寻幽探胜，怡然自得；有的却在沉醉于大自然美景的同时，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充满对现实的忧患之情。有的隐逸只是一味地逃避，作为一个客体出现在大自然面前，是以一个欣赏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人一旦有机会，仍会回到主流社会之中；有的为了保持自己高洁的节操，是作为主体出现在大自然面前，并把自己彻底融入其中，亲历亲为，至死不渝。陶渊明、王维和孟浩然均是隐逸诗作家中的典型代表,但三者有异有同，将陶渊明的隐逸诗与王孟隐逸诗加以比较，有利于深刻认识他们各自不同的隐居道路、隐逸思想，更有利于深刻认识他们各自不同的隐逸诗作的具体情趣、手法、风格等。 
　　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他既是隐士，又是诗人。他写了大量的歌咏隐逸，描写田园生活，反映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他曾写过二十首总题为《饮酒》的组诗，题为饮酒，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中第五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诗中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全诗有一种远离尘嚣、融入自然的理趣。王安石极叹赏此诗，说“结庐”四句自诗人以来无之（见《南濠诗话》）。接下来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千古佳句。苏轼对此做了高度评价“悠然见南山”是“境与意会，故可喜也”，而改为“望”字，则“一篇神气索然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美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以比较“见”与“望”，其区别就在于前者为“无我之境”而后者为“有我之境”。所以套用王国维的话就是著一“见”字，而境界全出。除此以外，“采菊”这个生活细节，充分体现了诗人鄙视流俗，傲然处世的生活态度。陶渊明爱菊，就像陆游爱梅，周敦颐爱莲一样，都是有所寄托的，菊花卓然挺立，凌霜不凋的精神，正是陶渊明安贫乐道、不畏权贵精神的真实写照。正如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借黔娄之妻所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两句中的“飞鸟”和菊花一样，也是有所寄托的。诗人有许多写鸟的诗句，如在官场时写“望云惭高鸟”，把自己比作一只“误落尘网中”失去自由的困鸟，“羁鸟恋旧林”，于是“鸟倦飞而知还”，而此时此刻看到“飞鸟相与还”的景象，水到渠成就有了最后两句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中的“真意”是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他已将痛苦化为愉悦、狂躁化为恬静。“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他是为精神自由而生，为个性解放而隐的，隐居使他存其身而保其真，田园使他获得生活乐趣和寄托。这样的“隐逸诗”真是达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一种超脱世俗的归返和超脱尘嚣的新颖方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实现归隐的“南山人格”隐士形象。 
　　盛唐时期，朝廷取士除了科举以外，还有征召辟举。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于是一些文人就把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当作走上仕途的一条终南捷径。另外盛唐的隐居方式不像陶渊明那样是真正的隐士，这些所谓的隐士有的是为入仕做准备，有的是罢官之后暂时赋闲，有的只是一种度假性质，这在当时被称为“朝隐”，也就是亦官亦隐。在文学史上,孟浩然、王维虽然同处盛唐，同被称为“隐逸诗人”,但实际上二人的隐逸思想、隐逸诗风多有差异。孟浩然一生经历简单，四十岁时去长安考进士落第，是唐代惟一一位以布衣终老的著名诗人。在孟浩然的集子里有八首写给张丞相的诗。当时张九龄被李林甫排挤，贬为荆州长史。于是孟浩然写了一首干谒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的前四句写景，写出了洞庭湖浩浩荡荡、气势磅礴之势。后四句抒情，抒发了胸有大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心情。前后过渡自然，结尾巧妙地借用古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隐喻想做官却没有途径，从而含蓄地表达出对张九龄的期望。诗写得委婉而不失身份。但他最后只在张九龄府中任幕僚，而且时间很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襄阳过着隐居的生活。孟浩然在《秋登万山寄张五》这首诗中写到：“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这两句诗虽源自陶弘景的“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但孟浩然不像其他诗人那样攀登万山是为了寻幽探胜，怀着闲情逸致欣赏大自然的美景，而是眺望那远在北山深处的隐士朋友张五，表达了诗人无尽的思念。孟浩然也和陶渊明一样以隐居终老一生，但这是他迫不得已，它不像陶渊明那样生于动乱时期，因为厌恶官场主动归隐田园，而是历经大唐盛世出于出仕无门之后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王维比孟浩然要幸运得多，21岁举进士，后经张九龄提拔，开始在官场中浮沉。40岁后，由于张九龄罢相，王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在《山居秋暝》中写到：“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这里作者对《楚辞?招隐士》中“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一句，反其意用之，表达了远离官场的愉快心情。王维的《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写到“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诗人化用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描写渡头落日，墟里孤烟，用隐居环境来类比，从而寻求与陶渊明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王维信仰佛教，因此他的诗往往有一种禅宗空灵寂静的意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是他的《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诗中表现了他在终南山中独来独往、自由自在的闲适情趣。王维兴之所至，便独自寻幽探胜，观赏行云流水。正如沈复在《闲情记趣》中所说的“时有物外之趣”。而这一时期的王维竭力逃避现实，对政治采取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在《酬张少府》中所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可见其心境十分消沉。在《归嵩山作》中他也曾写到：“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表明自己要与世隔绝，辞官归隐的决心，但他始终没有像陶渊明那样隐居，无论是济州离职后在淇上、嵩山等地隐居，还是后期在长安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都没有彻底挂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