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大序是两汉时期诗学的重要文献，是对于儒家”诗言志”学说的较为系统的阐发和总结。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手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诗大序》中，诗言志的思想在后代流行的非常的广。“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中诗在此处直接所指当然是《诗经》中的诗，但这段话后来成为后世诗歌的经典定义。“诗言志”既然是儒家诗学的最高原则，那就要求我们除了对它进行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实然理解外，也应当依托儒家经典去认识它的“应该

怎样”的价值要求。这种应然理解的焦点是“志”而不是“诗”，儒家经典早已告诉了我们在最高的意义上，此“志”指向何处。从最高最根本上的意义看，儒家之“志”当然是“志”于仁义之道，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从先秦到后世的儒学传统，也一向重视这个根本之“志”的问题。

在对“诗言志”一般的实然理解中，我们也会说，它要求诗歌抒情言志，它要求诗人表达自我等等，这其中似乎已经有了“言己”、“立诚”等含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在所谓的应然理解中、在儒家的经典中去谈论“言己”、“立诚”呢？对此的回答是：一般所言的诗歌表达“自我”，同儒家“成己”、“成人”要达成的“自我”并非一回事。区别一：前者通常只是部分的、片段的，而后者是整全的。如某时某地，我有某种情感、情绪、怀抱、愿望等等，入之于诗，如此“诗言志”，可谓言说了部分、片段的我。区别二：前者往往是自然的、现成的，而后者是理想的精神的有待实现的。如我之现有喜怒哀乐，正也罢邪也罢，雅也罢俗也罢，有理也罢无理也罢，均可入之于诗，如此“诗言志”又可谓言说了自然的我、现成的我。

当然“诗言志”的内涵十分丰富，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诗言志”主要是指诗应当表达人们的志向与愿望。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以人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志愿也不一样。在诗大序中，诗大序是根据过程或活动下的定义：诗就是其活动或过程，它再次陈述了诗的本质，在本质得之于诗的本原。诗被看成了一种运动，也就是诗的进程的空间化，它与那个得到充分确立的内外范式相符合。

总之，对于诗言志的研究非常的有意义，我们需要在后期进行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