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序指出“诗”是“志”所(要)达到的程度、效果、结果。接着论述了志与诗的差别和联系,差别在于“所处”不同,一个在心,一个在言。但是试想如果没有讲清“情”与“志”的联系,怎能让读者顺着自己的思路直接将“以志论诗”的思路一下转到“以情说诗”的思路上来?

    众所周知,以志言诗自《尚书尧典》始。由其“教胃子”、“神人以和”、“百兽率舞”可见大序言志与尚书言志有明显承续关系,而接下来的《诗经》中部分作者在诗中直诉的话语也是这一连串理论序列的一环,如“”。到了孔子,这位西周礼乐制度的总结者和革新者,并未将诗与志直接联系,但从他对“诗”的议论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歌作用观之所以成立,实质上是建立在诗歌具有诗歌能够体现人的“志”的这样一种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到了荀子,一方面他继承者“诗言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六经的分论充实和发展了诗歌的内涵—节制、修饰。而在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第一次将“情”纳人到对诗(乐)
的研究视野中来(“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尽管荀子的“情—乐”理论与“诗大序”的从本质论意义上来看“情”(即“志”,此处笔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推论一是由其行文逻辑而来,二是孔颖达和后世学者的论断)与“诗”的关系不同。荀子之后的儒家中直接承续“诗言志”的诗论传统就是“毛诗序”和《乐记》了。

    我们可以看到情与志并非是可以直接互换的同一个概念,但大序的作者却不加掩饰地在行文之中将“志”偷换成了“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试问,作者是怎样证明“情”与“志”是同一的?以至于后来的孔颖达不得不勉强地说“”?笔者曾试图通过详尽阐释“情”与“志”
的差别性来证明大序作者诗学理论的模糊处(有意?无意?想中医那样)和诗学阐述上的逻辑缺漏。但在经过了大量资料查阅与细致、冷静的思考之后,又放弃了初衷。因为笔者发现:“情”与“志”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涉及了语义学和词汇学的大量专业知识,譬如“情”这个词是如何诞生的?其本义到底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情”有何联系?要知道我们处于今世语境,和大序作者的文化语境(西汉?)肯定有异!还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以双音节词为主,根本没有一个词可以与古代汉语的“情”这个词有直接对应,今天的哪个词更适合放人大序的文本直接置“情”这个关键概念?是“感情”?是“情感”?还是“情绪”?—这有涉及到心理学了!同样的问题不但体现在今人与西汉儒者的语境差异,还可能体现在西汉和甲骨文时代(如果“情”这个词是在那时被创造的),而这又涉及到甲骨文学了。作为研一期末作业,笔者则试图仅仅从一般意义上的“情”“志”区分来讨论。如李壮鹰编《中国古代文论教程》所言:志是人的志向、思想,而情是感情、情绪。这就明确了两者的本质区别一一志是理性的逻辑的判断的伦理的大众的;而情则是感性的模糊的个人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大序”之前没有人将“情”放到文学本质论的地位来看的,前人仅仅是将“情”看作文学(诗、乐)的材料,而大序的作者则将其与“志”等同,抑或一体两面的互补,又或是以“情”代“志”(大序作者既没有在第一、二两句之间补充必要的说明已达到逻辑上的完整,而后面的行文也没有做适当的说明,那么前述三种设想都是读者通过文本分析可以找到合理依据的)—这就又产生了问题!

    但是,笔者相信,大序作者的这篇诗学理论专章在当时的语境中是自足的,只是在当下语境中令人难以理解而已。这种矛盾的揭示正有助于说明“摘要”中提到的议题一一中国古代诗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化逻辑与西方思维的差异性。那么,我们该怎样来应对这种“西方质疑”呢?笔者姑妄言之:

    首先,作者做“大序”不会以现代学者自认为的那样在“情”与“志”的本义上来撰写文章,而是就这两个词的一般意义而言的。那西汉儒生的直接话语资源(涉及“情”“志”“诗”的方面)到底如何?董仲舒的思想里没有,他仅仅是略早于大序作者而又平行地完成政治方面的儒学构建(大序作者则是文学方面的)。往前则是荀子,《荀子·乐论》中将“情”与“乐(诗)”联系在一起,尽管这种联系与大序作者不同,但至少详尽阐述了他对“情”之于“乐(诗)”的高度关联性。更早一些的孟子没有涉及,不过他的地位在西汉时本较荀子低,在西汉文化语境中影响有限。而孔子的只言片语似乎启示了荀子的《荀子·乐论》呢。回到《尚书·尧典》的那一段话也是有“情”的,尽管没有直言其与“诗(乐、舞)”的关系。可见儒家一直默认文学现象与情的内在关联是必然,即使
没有论述。而大序作者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将“情”与“志”视作一体两面的一一文学创作的动因是伴随着一定情感体验的“志”和以个人意志(思想)为理性支撑的“情”。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没有“志”,“情”从何起?没有“情”,“志”也没有必要成文。“志”在心中,因“情”动才能发为“言”,不然始终在
心”。“情”是催化剂和动力因素,而非本源。那么作者的公式应简化为“志(心)。诗(言)”,“情”则放在箭头的上方。这样,恐怕就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本意了吧。

参考文献:
刘若愚,《中国又学理论》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又学理论》

叶郎,《现代美学体系》

叶郎,《中国美学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