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两大运动就需要再认识，再评价。

        一个是长期被认定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农民运动需要重新评价。我们知道，封建时代政权机构只下设至县，因此乡绅成为社会治理重要力量，这便是中国特有乡绅治理模式的成因或主因。

        中国的乡绅文化，有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也是农村社会伦理关系的维系力量，及其社会运行的动力基础。谓其文化基因，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奠基于小农经济或农业生产关系之上，因此而来的是天地君亲师，血缘伦理关系和等级制度，进而生成家国同构。

        然而，中国农民运动的最大特点却是从肉体上消灭乡绅。既然乡绅是乡村文化血脉的承载者，那么这个群体从肉体上消失，导致的必定是乡村文化血脉被切断。为什么中国缺少贵族精神，更多“土棒子”文化，与一茬茬割乡绅脑袋有关。

        这就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中国农民运动，不仅没有推动乡村文明进步，而且一次次将艰难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予以瓦解。

        依照上述推论，其结果必然颠覆现有政治观，及其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断不可为。因为革命理论认定乡绅是反动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只有消灭这个阶级，农民才能翻身得解放。  

        所以，乡村魂断只能归因于另一场运动，也就是工业化运动和城市化运动。问题是我们还是不能否定这两个运动，毕竟这是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下中国选择的前进道路。

        当然，是否归因于现代化道路有待讨论，但中国农村正在伴随该进程走向衰落，却是显而易见的，且有其必然性与合逻辑、合规律性。

        到这里我们便不难理解，肯定与否定已经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是要不要修复和怎么修复失魂的乡村文化。

        要修复，必须另辟蹊径。因为当下乡村失魂几乎不可逆，我们能做和该做的只能是在现有社会基础上探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路，否则避免不迷失于现代化进程中。

        强调这一点，也着眼了中国制度建设的基本特点和本质特征。一方面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浸淫着传统文化。甚至还可以说，革命反的是封建，掌握政权后维系社会运行又不能不借助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等等。

        总之，留住乡愁其实留的是文脉，但怎样留，我们尚无通达道路。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