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去做开胸手术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选择手术医生。

    像所有病人一样，我们在这种时候，也免不了受到医生名望、地位和资历的诱惑。几个月来我借助各种渠道到处打听，手上早就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可是对我来说，这些名字个个都很陌生，更别提还要鉴别其中优劣贤愚。

    我决定把对石木兰大夫的信任进行到底，于是请她推荐一位手术医生。

    “刘向阳。”她没有任何犹豫地说出一个名字。

    我在心里急速搜索，竟是没有此人。

    看我一脸茫然，她又告诉我，刘是肿瘤医院胸外科的医生，手术很扎实，而且细致入微。她提议我去看一次刘的门诊，讨论一下手术的可行性。

    我嘴上答应，脑袋里还在我那专家名单上飞快旋转。其中有一位，名气更大，又有很高职位。

    也许我能听听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没想到她哼了一声：“别人我不评价。你让我推荐，我就推荐刘向阳。”

    停了一会儿，她把眼睛从胶片上转过来，盯着我又说：“不要被那些表面的光环蒙蔽了。”

    这话不太好听，却与我的阅历不谋而合。于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去约刘向阳大夫的门诊。

    见到刘向阳还不到一分钟，我就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训，不禁在心里笑出声来。

    这个宽肩圆脸、慈眉善目的中年男人，却有着一副相当怪异的脾气，不通人情，不问世故，说话就像吃了枪药似的。简直和石木兰大夫如出一辙！

    他的冷漠的脸色令人生畏，然而却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姿态。面对这样一个人，你的第一感觉不是亲切，不是热情，甚至也没有丝毫客套，但却很真实。真实得让人觉得牢靠。等到我有更多的时间了解他之后，就进一步发现，他为病人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职业的操行和为人处事的本性，而不是夹着什么别的动机。

    我们对他的了解是从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开始的。

    “怎么回事？”他问。同时用一只手把胶片举在眼前，像一堵墙把他的脸隔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我们说了石木兰大夫的诊断意见，大概是提到了“恶性肿瘤”，他冒出第二个冷冰冰的问号：“那你们找我来做什么？”

    “想做手术。”

    “手术？”他把胶片放下，说出的话越来越呛人，“那就说手术。不要说什么恶性的良性的。”

    我们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或者是在和谁赌气，只好说是石木兰大夫建议我们做手术。

    没想到他的话头儿更硬：“不要说别人说什么，做不做手术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事。”

    看我们张嘴结舌的样子，他开始解释他的看法，语气也缓和了一些：“一般手术的术前鉴别是准确的。”他说，“你这个，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只是有倾向性。”

    显然，他尊重石木兰，但并不认为石木兰的话就一定正确。

    也许是为了让我们更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决定，他接着告诉我一个“误诊”的病例：他曾经有一个病人，手术前大家都认定是恶性肿瘤，他自己也这样以为。于是打开胸腔，先切下一小块去做病理检验，结果还真的就不是恶性肿瘤。“你看看，百分之百认定是恶性的，结果打开一看还真不是。你怎么就说自己是恶性的呢？”

    他的口气很冲，脸上冷冰冰的，好像挂着霜。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却在心里感觉到踏实。

    我懂了，他是在和我沟通，对我解释。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病人的关切和耐心，甚至不惜用他自己误诊的病例，让我这个外行人了解这种疾病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还能指望什么呢？在那种情形下，难道我还在指望有位高人“排除”我的肿瘤嫌疑么？或者能够妙手回春，能够一劳永逸地扫除我的肿瘤之患？不是的。我没有那种奢望！

    我只不过是在期待一个能够对病人多些耐心、理解和善意的医生，一个能够真诚坦率地和病人对话的医生。

我告诉他，医生们的确有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大多数人都认为那是良性的，但是我对石木兰大夫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我还是相信她的判断。我甚至担心肺上的癌细胞正在急速扩张，就要突破胸膜的束缚伸展到胸腔里面，所以才急着做手术。

    看到他在认真倾听，脸色也越来越温和，我的胆子大起来，进一步表达我的急切心情：“实在没有普通病床，VIP病房也行！”

    这句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不迭，因为我猜想他这样的人大概不喜欢VIP病房里的那些人。

    “VIP？”他那怪脾气果然再次冒出来，“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享福的？”那口气让我感到他岂止是“不喜欢”，简直就是“讨厌”。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尽快手术？”我赶忙解释，又虔诚地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入住普通病房。

    他蹦出几个字来：“要等。排队。”

    我在脑子里急速盘算这种局面：该不该请这个人个给我做手术呢？

    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他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我决定等！不管多少天都等！就等刘向阳！

    （待续，摘自《重生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