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家大院看晋商善文化
(2017-05-18 09:15:36)
山西是晋商文化的发源地。晋商文化包括两大类,商帮文化和家族文化。“商帮文化看山西会馆,家族文化则要看晋商大院”。山西又以晋商大院尤其出名,有乔家大院,常家大院,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等等。大院文化,“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李家大院是晋商善文化的集中代表。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们看晋商,应该关注他们善行天下的美好品质。
【关键词】慈善;李家大院;晋商
一、晋商与晋商文化
晋商,是山西商人的简称。他们起于尧舜时期,经历漫长的发展历程,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茂达二江”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明清时期,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曾有民间谚语,“凡是有麻雀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
晋商文化,有着古老的历史,追本溯源,可以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期。晋商文化是伴随着晋商的发展而发展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晋商文化主要是达到鼎盛时期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主要是明清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了历史上各种优秀的文化,形成了自身为人处世的文化素养和精神素养。晋商文化的两大代表一是商帮文化,即山西会馆;一是家族文化,即是晋商大院。就山西而言,两者对比,晋商大院更为出彩。
每一座沧桑古老的大院,都累积着浓浓的历史韵味,展现了一幅幅的晋商文化画卷,需要我们慢慢品味。
二、李家的慈善事业
大院文化,乔家看“名”,王家看“院”,李家看“善”。每一座沧桑古老的大院,都累积着浓浓的历史韵味,被称为是慈善世家并不为过。
李家崇尚善行天下,这是从晋商文化中所继承的精神内涵。本科时的民俗学课程,我有幸到李家大院进行实践考察,认真观察过李家大院。在李家大院中有一座善字壁,正中央是一个大大的善字,四周写有365个不同字体的善字。李家大院中有名的“善字碑”,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和建筑特色。李家建善字壁的初衷,应该是勉励和提醒家人日日行善吧。李家的善行不计其数,他们在经商时的信念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说,已经是在做善事了。李家人在经商时,以义为先。李家经商,首推边远地区,行销土布,广开店铺,以公平交易,诚信为先,薄利多销为信条。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李家人对乡里人以及附近村民的善举,更是数不胜数。在万荣县志上,李家的善举在各个时期都随处可见。
“1918年李承让带着他的妻子麦克伦蒂和儿子从英国回到故乡山西运城万荣县,这一年大旱,难民饥民成群结队涌来,李家开粥棚施粥”。这是电视剧《李家大院》最开始的剧情,也是李家行善乡里的一个缩影。
清光绪二十年(1894),县内孤山洪水暴发,阎景村内房屋多数倒塌,粮食多被淹没,村民扶老携幼避难庙宇,其衣食无着者不下百余人。李敬修、李敬伦(信)同侄子李道升商议后,组织家人为村民取土盘灶,劈柴煮米,舍饭施衣,惟恐不周,使村民无一人受饥饿。
民国19年前后,晋南大旱,小麦颗粒无收,秋作物还没有来得及下种,百姓叫苦连天。道行,道在,道升见此情形,在老家薛店,闫景庙院等地熬粥鸣钟舍饭,一日三餐管饱。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太白昼见,日赤无光,河东大旱,小麦未收,斗粟银二两四钱。老百姓饥寒交迫,饿死过半,李敬修、李敬伦(信)同侄子李道升商议后,拿出数十百斛粮食赈济村民。
抗战期间救济灾民。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许多同胞被炸身亡。又是李家出钱挖防空洞避难。警报一响,大家赶快到洞里避难。避难期间,李家还给大家送水送饭,直到抗战结束。
李家的善行除了帮助贫苦百姓解决生活问题外,他们还热心公共事业。为了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李家大量捐助修建水井,为了维护村民尊严,不让村民有心理负担,李家还以雇佣的方式,组织村民一起工作而不用出钱。
李家在闫景街上开设药店,村民生病时可以花费很少的钱看病买药。李家的这些善行在李家大院额楹联格言上随处可见,李家大院挂满了书写着善字的红灯笼。如“善本商家气象仁风习习还播雨,信为历代荣光德业煌煌总励人”,“有限人生应以良心挑日月,无穷世界当留至善写人生”。
王家大院作为晋商大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承袭了晋商文化中的善文化。王家对乡里的公益事业甚为热心,不遗余力。静升村有唐宋以来的庙宇等诸多古建筑,如红庙,文庙,极乐庵,龙门壁等。就尚存的壁碑和钟磬来看,王氏姓名屡屡可见。他们或捐助银两,或督工建造,或刻石记事,无论什么,他们都尽过一份力。尤其是十四世王斗星,与康熙十四年重修文庙时候,既出巨资,又做监督,更买地该路作百年之计,留至今日,仍令人注目。难怪当时知县就曾经为之挂匾,彰其“功在尼山”,并且立碑传记。
一部《乔家大院》让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红遍大江南北。胡玫曾在访谈节目中谈到,她到山西走访,仍能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到乔家的善德。“黄河几次发大水,冲到山西来,都是乔致庸发钱赈灾救济灾民,开粮发粥”。乔家待邻里也十分厚道,平日大家有什么困难,乔家也尽力帮忙。可以说正是乔家的善行,这座荟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精华的大院,奇迹般的在战火的摧残下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遗产。
三、“丁戊奇荒”中的晋商慈善活动
晋商的慈善活动表现在各个方面,他们或救济贫困,或恤老养孤,或兴办义学,修建公路。光绪三年的“丁戊奇荒”是他们慈善活动的集中体现。从中国灾害史的角度来说,1877年,也就是光绪三年,是极不稳定的一年。光绪三年,包括山西在内的诸多北方省份遭受了几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旱灾,就是“数百年不遇”的华北大灾荒--“丁戊奇荒”。在“丁戊奇荒”中,北方九省受灾群众多达两亿,据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其中死亡的人口约900-1300万,仅在山西省,死亡人数就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
“丁戊奇荒”中,为了缓解因灾害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在政府的领导下,以晋商为首的山西各大机构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救灾赈济活动,同舟共济,大家一起努力帮助山西渡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
李家大院:光绪三年河东大旱时,李家帮忙解救了周围13个县的灾民。万泉(荣)县志上,有关于李家救助灾民的记载。“清光绪三年,天大旱,人相食。为救灾民,李家出资在万泉一带放赈舍饭,救活百姓无数”。
李家所在的阎景村成为河东民间赈灾救助的中心,大批银元和粮食调往各地,络绎不绝的灾民前来李家开设的赈灾点吃饭。这一善举足以震撼人心。“李善人”的声名不径而走,传遍了黄河沿岸河东大地。李家因赈灾有功,清廷还封李廷槐、李文蔚、李敬义为“奉政大夫”。
常家大院:三年大旱灾时,常家做出了令人费解的一件事,修建了一座大戏楼。灾荒年代修戏楼不是太不正常了吗?难道真是“朱门酒肉臭”吗?不是的。“丁戌奇荒”从开始到最终结束,前前后后总共持续了三年,常家在这三年中,修建了一座戏楼。常家在这个特殊时期修建戏楼,并不是为了自己享乐,只是救济乡里、帮助乡亲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以。灾害期间,常家设立粥棚,免费施粥救助百姓,可是很少有人去粥棚领粥。清朝时期,山西经济相对较好,在晋商发达的地区,居民大都是小康之家。他们认为直接去领救济粥,会使自己颜面无存。常家为了使乡里百姓理直气壮的接受救助,因而在这样的灾害之年,想出了盖戏楼帮助乡亲的办法。常家规定,只要可以帮助常家修建戏楼,添砖加瓦,就可以管一天的饭。除散发粮食、开设粥棚赈济乡里饥民外,常家又相继捐银三万多两助赈。常立敬“丁丑、戊寅间,晋连年大馑,上宪议赈,特派重捐,公慨然应之,毫无难色,屡效输将”。常维丰、常光祖叔侄“慨然输万金以救荒”。
乔家大院:灾害发生时,乔致庸已年过八旬,为了救济百姓,他捐款3.6万两,是祁县范围内捐款最多的一位。除了捐款赈灾外,他对自家人也做出了要求。家中之人,生活要节俭,不能奢侈浪费。其次,凡是乔家堡的人,在灾害期间,都给与能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必需品,直到渡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另外,乔家还在街上设施粥棚,义务施粥,要求所熬的粥一定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标准。
当然,“丁戊奇荒”中,行动的不仅仅是李乔王三家而已,而是整个晋商团体。他们同舟共济,赈济灾民,缓解了百姓的生活压力,减轻了这次灾害产生的严重后果。
综上种种,都可以看出晋商坚持以善行天下。“穷则思变,艰苦创业;逐利四海,开拓进取;振兴民族,忠义爱国;信誉至上,诚实守信;勤奋谨慎,简约自律;乐善好施,热心公益”。
是晋商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晋商的经商标准和做人准则,其中,“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更是备受推崇。
向善之心,人皆有之,而从善之心,未必人人皆有,然而看看李家,王家,乔家以及其他的晋商,都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就是善行天下。他们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善行天下,是他们共同恪守的信仰之一。在李家大院的大门下方,有杨振声先生题的对联:“一部沧桑身后留画梁几许一山独秀,百年风雨门前有善亩万千与我同耕”,这幅对联可以作为晋商的写照。站在李家大院“善字碑”前,我们应该思考:晋商那种“仁者爱人”的精神是否比他们的财富更令人羡慕?做人之道是否比经商之道更值得我们学习?
财富是过眼烟云的事,只有向善之心和做人之道才是永恒的。“有了晋商的精神,才能做出晋商那样的事业;像晋商那样做人,才会有晋商的辉煌”。
时光荏苒,昔日富可敌国的晋商已成为过去,但是凝聚在晋商身上的善文化和他们的慈善活动,值得我们深思!李家大院殿堂内的“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值得每个人去思考,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