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道源书院是为纪念周敦颐在江西大余（古南安）创立宋明理学而设立的一所书院。这所书院历经变迁，多次重修，一直长盛不衰；书院的规模宏大，教学正规，有条约，有相应的保证书院运作和发展的规定和措施，有经费保障，是古代书院中办得较好的书院之一。

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对于我国后期封建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道德以及教育、经济等领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很自然，理学思想对书院教育的宗旨、内容都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著名理学家都热衷于书院兴建和书院教育，几乎所有著名书院的发展都与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江西大余是理学的发源地，理学思想的聚合地和集散地，充溢着丰厚的理学内涵和浓郁的理学文化氛围。理学宗师周敦颐在这里了奠定了理学的基础，并教授了程颢、程颐两个理学大师；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也在这里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文；其后，明代理学大师陈献章、湛若水，把理学推向新阶段的王阳明以及理学家张九成也在这里呆了较长一段时间，作文吟诗，兴学授徒，传播理学思想。

这些理学大师的思想传播，是通过“书院”来完成的。为纪念一代宗师周敦颐在大余创始理学，大余创立了“道源书院”（理学又称“道学”，“道源”即道学发源之意）。

一、 道源书院的由来

宋庆历五年（1045年），分宁主簿周敦颐（原名敦实，字茂叔，号濂溪）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年28岁。南安军所在地，即今大余县城。宋代的南安军，下辖南康、大庾（大余）、上犹三县。

周敦颐在大余任职期间，正是青年时期，公务之余，就在南安军府衙的后花园（旧址在西华山钨矿招待所内）读书、思考和写作，穷究物理。

古南安（大余），是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发韧的地方。庆历六年（1046年），兴国知县程珦调任南安军通判 。程珦与濂溪先生交往，“视其气貌非常人” ，对他的人品与学问都非常钦佩，于是就要他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周濂溪为师。当时，周敦颐29岁，程颢15岁，程颐年仅14岁。“二程”后来在他们自已的典籍里也有记载：“昔受学于周茂叔，令寻颜子、仲尼乐处……”。宋乾道元年，南安军学教授郭见义辟屋一幢，立三先生祠，绘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像于祠中。

嘉定二年，南安知军刘强学把三先生祠迁于大庾县（南安军所辖，为军所在地）县学之东。

淳祐二年，漕臣江万里要求知军林寿公创立周程书院。书院落成，颇具规模，有厅堂，有燕居，有源道、崇德二斋。

宝祐二年，军学教授赵希哲请于知军吴革，请皇上敕额。吴革据赵希哲所请，上奏皇上，请敕额。

越三年，知军郭廷坚又奏请，十月，诏下南安军，以周程书院改赐道源书院为额。令军学教授兼书院山长，主书院事务。

宋景定四年，理宗赵昀赐御书“道源书院”四大字。南安府特建云章阁放置御书匾额。这时是道源书院的兴盛阶段。书院专门有学田，以维持书院的日常开支。

元泰定元年，南安推官汪泽民提议建大成殿，殿成，作为书院的附属建筑，使书院更具规模，更为壮观。其后赵仁举、高若凤和书院山长刘伟节，又重新把书院装饰一新。

明初，道源书院改为大庾学堂，学堂后面还保留了三先生祠。

明正统二年，大庾学堂并于南安府学。道源书院由于年久失修，书院以及附属建筑殿阁、堂斋等都已坍塌。

景泰四年，南安知府金润又重建道源书院。

成化元年，南安知府姚旭、大庾知县夏玑重修书院，侍郎叶盛作记。

宏治十三年，大庾发大水，道源书院被大水冲垮。越三年——宏观世界治十六年，南安知府卢浚兴又重修。

正德十五年，知府何文邦扩大了书院面积，并增加了若干附属设施，建起了光风霁月亭。

嘉靖二十八年，知府陈尧再更新书院。

万历八年，张居正当国，尽革天下书院。宋万历二十一年，皇帝诏下，恢复天下书院，巡抚御史陈效捐金重修书院，南安知府宋万叶捐献半年俸禄，推官郑道兴、大庾知县刘宦成择址重建，书院面积大为增加，东至官地，南至街西，北至县学。书院里面为寝，列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像；外为堂，有一匾，曰：“授图”，取周敦颐《太极图说》之意；再外栋为议门，颜曰“江南洙泗”，取周敦颐上接孔子瓣香之意；最外一栋的大门门楔上，仍为“道源书院”四字。

清康熙三十八年，大庾知县杨允中重修，但是没多久又毁于水。

雍正十年，知府游绍安改建于水南东山，并祀周敦颐、程大中、程颢、程颐，书院的匾额仍为道源书院。书院设有讲堂、藏书楼、掌教斋、厢房48间，颇具规模。游绍安自己作记，记云：“南安郡道源书院，宋理宗御书其额。其祀则周元公濂溪、程纯公明道、正公伊川也”，又云：“夫濂洛之传盛矣！及明而阳明先生以英杰之姿，上接瓣香于三百年后，其卒于南安舟次也，先日犹讲学，则今日与周程上下陟降，礼固宜然”。

乾隆年间是书院鼎盛时期，生员多，学风盛，管理规范。

道光三年，知县石家绍捐俸重建。癸巳年，职员朱尚谦捐增膏火，请示立案。

同治六年，知府黄鸣珂重建。

书院的山长（负责人）由知军（府）延聘。书院的日常事务由山长管理。道源书院制度规定，请山长，不拘外省、本省、外府、本府之人，必进士、举人学问优长者，由本府出名敦请；置监院，不拘府、县教官，取办事认真者，由府札委；请斋长，不拘贡生、生员，取能办事者，每月一派；请义学教读，不拘生、监，取年富力足、严于训课者，由府札饬。

周敦颐授学“二程”的地方，就在他的读书处——南安军府衙的后花园。这个后花园，当时还不叫“濂溪书院”。“濂溪书院”这个名称存在了多少时间无可考，地址也不在南安军府衙后花园，是在大余县城东。大约50年后，改为“周程书院”。

“濂溪书院”存在了90多年。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知军林寿公创建“周程书院”。

理宗景定四年（1263年），当时南安知府饶应龙上疏云：南安之地是周子教“二程”之地，“道学之源，实肇于此，”“南安为道学发源之地”，为此，他恭请皇帝赐匾额。宋理宗赵昀接疏后，亲书“道源书院”四字，赐予南安。这说明，大余是“道学之源”的称谓，在宋明时期那个历史时代，朝野是认同的。明初，书院改为县学，景泰四年（1453年）重建，万历初停办，后多次被洪水冲毁。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南安知府游绍安改建道源书院于东山岭。改建后的书院有讲堂、掌教斋、藏书楼、厢房38间，还有奎星阁和四贤祠（祭祀程珦、程颢、程颐），颇具规模。

书院山长由知军（府）延聘，生员来自南安府四县，有秀才，也有童生，制订有院规、学约和奖学办法。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山长彭家屏订立《道源书院条约》共6条：一为立志向，二为敦品行，三为崇节约，四为读经史，五为严功课，六为正文体。书院经费颇为充裕。清康熙年间有学田65亩，至乾隆时增至190亩。另上犹、崇义两县充公租谷上交，由府衙折价后，拨充膏火银152两5钱5分6厘充实学用。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当时代理大庾知县石家绍（后升同知、代理赣州知府）把自己的薪金捐出，重建道源书院。

一、 除道源书院外，另有“碧莲书院”，取《爱莲说》的“莲”，以纪念周敦颐。“碧莲书院”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9月，由南安知府黄鸣珂创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其旧址改建县立高等小学堂。    

北宋庆历七年，周敦颐为南安军司理。程珦以兴国县令摄行通判，遣二子程颢、程颐受学周敦颐。

道源书院的生员来自南安府属四县，有秀才，也有童生。[1]

二、道源书院条约

1、 立志向。条约云：士莫先于立志。志不一则走入路，志正则不流于乖戾不正。古代的圣贤，德业著于春秋，勋名垂于宇宙，都从立志开始。称儒说：“志于道德者，功名不得以动之。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动之”。盖志之所注，不可夺也；亦志之所往，莫能御也。而现今人们为志，由启蒙开始，他们的父母师长即以功名望之；其所谓功名，不过是利禄，不是真的盼望子女建立功名。作为子女，以利为念，勤于课读，就以为有志上进。等到制艺稍通，获得了利禄，就以为有志竟成，其实是处心积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富贵利达，哪里有什么士人的志气？那么怎样来辨别志呢？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其中没有第三种选择。如今诸生应当立志圣贤的德业，以自砺其言行；应当立志圣贤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立志既定，立身必正。纵然不能成为圣贤，也不失为端人正士。出则有为，居则有守。究竟那些心存利禄的人，必不能为圣贤；而心志在圣贤的人，或者不失其为富贵。士不可以无志，士之志不可以不早立。

2、 敦品行。士以品行为先，品行不端不可以列士林。《礼曰》：“修身践行，谓之善行”。又曰：“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圣贤千言万语，说的都是要品行端正。品行克敦于是器量宏远，必定不会流于刻薄；识见精明，必定不会流于污下。如此，则学益进于高明，而行诣日跻于广大，才不愧于士之名。如今有些不学之人，居心行事往往以刻薄为能，举动轻狂，出言便利，自以为能占便宜；甚至讦私攘利，启衅兆争，虽一时快心，而不知一生廖落亦由于此！诸生应该自省平日所为，有一如此，急宜湔除。务必力穷经史，亲近贤人，立品务其高，制行求其洁，使无知的愚民闻风而愧，幼学的子弟看到而感到高兴。将一乡一邑之内得见言坊行表之儒，即他年筮仕必收正直端方之效。

3、 崇节俭。俭是美德。耿介拔俗，守贞不亏。只有俭才能安分乐天，可以致力于学。内足于已，无假外饰；道腴自充，可忘滋味。所以以俭治身，则志气清明；以俭及民，则化行俗美。颜回安贫乐道，原思竹篱茅舍，这不是一般的俗人所能及的。至于陈平家贫以席为门，孙晨睡在稻草上，范丹穷居自若，范仲淹借粥充饥，王曾以俭感人，虞世南躬履勤俭，不失素业，读书不辍，意气自如。以上这些人都名垂千秋，这都是俭的福。俭和贫相反，贫多由于不俭，而俭则可以无贫。比来年谷顺成，人民乐业，有余者羡慕豪华，不足者耻居朴素。以前的士人布袜青鞋，如今则镶袜丝履。过去是布袍革带，如今是夏丝冬貉。过去待客不过数道菜肴，如今则罗列珍错。过去礼数称家有无，如今则华缛足尚。所入有限，所出甚多。这都是士风的不节制。《周书·柳仲蟠》曰：“衣不过蔽体，食不过充腹，孜孜营求，徒劳思虑”。所以仲蟠穷通一致，敝衣蔬食不改节操。如今诸生当此求学，正应该循分自安，守其俭以潜修学业，磨炼品性和行为，使之至于端方不苟。果然能成学业，何妨恶衣恶食；如能心无外慕，哪里有什么膏梁文绣？今日穷居，清节自励，他日得志，操守必佳。

4、 读经史。学人所宜究心的，只有经与史。经以穷理，史以记事，这二者是为学的根底。如果不究心根源，怎么能明于理而达于事？《汉书·儒林传》：“能通一经者，皆复。”《质帝纪》说：“能通经者，令随家法。”所以汉儒各有专经，设科射策，莅政勤民，终身取用，所以汉代的人物杰出。如今学人也是各习一经，但不过粗知大意，剽窃字句以为时文的材料；对于道的精微，毫无干涉。名为读经，何益之有？要知治经之法，一字一句都不能轻易放过。即汉之注，唐代的《五经义疏》，宋代的《十三经注疏》、《四书集解》，它们之间的异同，也应该详细究考。不要拘于陈说，不要惑于浮词；要洞彻无疑，义理融洽，这就叫做通经。本经既通，然后及于他经。至于读史，要知道史体。史体有二：一曰纪传，一曰编年。纪传仿于《尚书》，就是现在所称的《二十二史》。编年仿于《春秋》，就是现在所称的《通鉴纲目》。士人生活在现在，要知道前代之治乱，往事之得失，舍弃了历史，何从知晓？善读史者要设身处地，将前人的言行一一与自己的心相印。不但是艺文、奏疏要取其精实义理；即使是天文、疆域、地理、沟洫、礼、乐、兵、农，凡是有关于治、有切于民的 ，精粗华贯，才是真正善于读史。还要旁及“三通”诸书，兼学诸子 。既能陶冶身心，又能增长识见。今日穷经熟史之学，明日即为明体达用之儒。

5、严功课。学必有一定的课，也必定必有不息之功。这要学人自己去严格要求，而别人是不能勉强的。古人为学，没有心浮气躁、停停学学可以成功的。日月如驰，寸阴可惜，古人或带经而锄，或映雪而读，或凿壁以分余照，或囊萤以取微光，随时随地可以读书。只有不学深学透而不能罢休的，哪有督促检查都不能坚持的？如今诸生在书院就读，明师良友砥砺切磋，经史古文等书籍应有尽有，既有读书之地，也有读书之资。但还有认真读书的，贪图安逸，虚度时光，有时掩饰耳目，翻阅经书，前卷未终，又开后卷；一本书没读完，又去读其他书。问他年代而茫然，问他奸贤而莫辨。盗读书之虚名 ，昧读书之实际，你们诸生一定不要这样！从今以后，各立一簿，编定课程。清晨何课，午间何课，灯下何课；或读经，或阅史，或临帖，或论古，或读名文，或作制艺；讲某经书，做某题目，一一登明，务必登记清楚。开始是制度约束，慢慢养志习惯。

国家凭文取士，因为以文由中出，本之性灵，形于笔墨，而人之气度、心术，在文章中就可以体现。其心净者笔自清，其气正者笔自劲，清而能劲，文章的辞理就通畅。文体滥，开始是由于不能够研究朱子批注的《四书章句集注》，溺于支离破碎的讲章，惑于似是而非的俗解，将切实的义理愈愈远，而作文的根本则丢失了。继则摩仿平庸的时文，落入俗套，一题到手，割裂文义，剽窃词句，堆砌词藻，文体的肤浅、庸陋都产生于这个原因。更有一种情况，自知鄙俚，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便搜求诡僻字词，以拙拗为古峭，以生硬为精琢，以怪诞为新奇，以晦涩为深奥。看上去辞藻华丽，细一看则全无意义。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哪里知道庸恶、陋劣之辞能逃有识者的真鉴！大庾西江夙号文乡诗国，周敦颐、二程等曾在此过化，文成余泽，深入人心。风俗未泯，文体易正。凡攻科举之来的生员，一定要净正为 主。养其气度，端其心术。而且要精通经史。要语语出自情灵，字字归于清劲，这样，就可以理明辞畅，神清机流，才不负盛世作人之意。

以上六条，专为读书人拈出前三条检点身心，后三条讲究学业。

三、 道源书院的书目

清代，道源书院规定生员要读的书有《四书》、《五经》等。据清同治版《南安府志》载道源书院各学历年颁降的书籍有：

1、 御制：《上谕》三部各二十四本；《上谕缘由》五本；《上谕》（誊黄）一张；《上谕满汉字书》六本；《平定金川碑文》一道；《平定准噶尔碑文》一道；诗初集、二集、三集各一部。

2、御纂：《周易折中》二部部十二本；《书经折中》二部部十二本；《诗经折中》二部部十八本；《春秋折中》二部部四十本；《性理》二部部八本；《日讲解义四书》一部十二本；《通鉴纲目》二部部八本；《资治通鉴》、《明史》三编四本；《资治通鉴》一部八十本。

3、钦定：《三礼》一百八十二本；《四书文选》二十二本。

4、颁发：《诗经》一部二十四本；《书经》一部二十四本；《春秋》一部二十四本；《性理》一部五本；《学政全书》二本；《新增学政全书》四本；《驳吕留良讲义》八本；《训饬州县规条》一本；《易经》八本；《文武相见仪注》一本；《廿一史》一部五百本；《纲鉴正史》一部十六本；《大学衍义补》一部八本；《吕子节略》一部四本；《朱子全书》三部共十五本；《小学》一部四本；《十三经》一部十六套一百二十本；《四礼》二本；《明史》一百一十二本；《近思录》一部四本；《教典》、《孝经》、《四礼翼》、《科场贴例》、《养正道规》各一本。

四、 书院的考课章程 

古代书院的考课章程，各个朝代各有不同。清代书院的考课章程，或三年一甄别，或一年一甄别，或一月一甄别，皆以考的名次，定课之正、副，各省、府不同。清同治年间，南安知府黄鸣珂曾在贵州贵山书院修业九年，深知考课之法，总不如流水为可以磨砺人才。所以三年、一年，以一次之文为凭，有才学的生童，只需首次尽心尽力作就可以了，以后便马虎了事；无才学的，或抄录旧文，或请人代写，也是縻费课银而已。所以道源书院定于每月初三为官课时间，如此则考试者人人尽心作文，纵使是旧文代作，不过侥幸一月，而有才学的即使被压抑，也不过是一个月，这样就可以鼓励人才。道源书院定于每处二月初三开考，十一月初三年考结束。

道源书院考课章程规定：

1、 考试不严，亦非教育之道每官课，府县于黎明时赴考棚点名给卷，在考棚住一日，若有要紧公事，点名后将题目交监院，府县封门而出，监院方出题，午后于试卷盖图章，无图章者不阅，给烛（不按时交卷）者不阅，以杜一人领数卷之弊。是夜即由监院收卷，送府县处，定于初八前出案以便堂课。 

2、 堂课因无课钱笔资，以致应课者少，虽山长情殷启迪，焉能强之？然应试者多居乡或处馆，所得仅副课，亦势有所不能。现规定：凡考列正课及在院肄业，堂课必到，不到一次者，正课扣钱三股之一；不到二次者，扣三股之二。住院者之油、米钱，亦分三没扣之。如若有事，向监院处告假免扣/其考列副课者免扣。

3、 堂课十三日、廿三日两次，十八日碧莲书院诗赋课，皆酌给笔资。虽应考者不尽住院之人，然亦以这一天交卷为限，次日所交之卷不阅。

4、 考课，以培养人才为目的，不为谋利。应试者应该认真作文，尽十日之长，文必已出，才有进步。如果收录旧文，何必虚于应付？诸生童应该自爱，不要沾染上此等恶习，如果查出是旧文或者雷同，除名，不准再应试。只有这样，才能人心知耻，文风才能好转。

5、 外省外府的生童，或游幕，或随意在此地的，如果有志上进，亦准考试。但必须亲身赴考，不得仅领卷作文。其考试成绩居前列的，有笔资无课银，以示区别。

五、道源书院的奖励措施  

清同治年间，南安知府黄鸣珂重修道源书院，并亲撰《示道源书院肄业生童诵经书读古文》文，曰：“南安自此番振兴书院以来，诸生童的课艺，有所进步，但大抵凭资性者多，真正刻苦学习，打好基础者少。为了鼓励生童更好地读书上进，本府特制定奖励措施”，其中申明奖励措施为：

“其有十五岁以下的生童，能背诵《四书》细注，到府院报名，当堂挑背，奖赏钱三千文。《礼记》，除丧大小记等皆不读外，能背诵，赏钱四千文。《左传》，除经多不读外，能背诵，赏钱四千文。《汉书》中能背出某纪、某志、某列传，各赏钱千文；《文选》中能背出某都、某京、某赋、某文，各赏钱千文。并生知生童，可以随时到府门报名，当堂背诵。”

此规定一出，立刻在南安府掀起一股读书热。道源书院的生童非常刻苦读书背书，到府门报名，背书领赏。黄鸣珂的这一举措也感动了百姓，生童的家长叮嘱他们的子弟，要好好读书，报答知府的厚爱。

另处书院还有规定，书院一年考十次，以每月初三日府县所取名次，定生童正副课名数。超等生员二十名，前十名正课银一千六百文，后十名亦正课银一千三百文；特等生员二十名，前十名正课银一千文，后十名亦副课银八百文；上取童生十名，皆正课银八百文；[2]

六、 书院的经费来源和开支

道源书院的经费颇为充裕。清康熙年间，有学田65亩，至乾隆时增至190多亩。另上犹、崇义两县充公租谷上交，由府衙折价后，拨充膏火银152两5钱5分6厘充实学用。

清同治年间，道源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1、 各县应解。南安府规定，大庾县每年或一百余吊，或八九十吊，其数不定，约计八十吊；上犹县每年应解一百九十二吊四百五十文，历来不少；崇义县每年应解银三十八两一钱九分九厘，亦历来不少，若折钱约五十余吊。此系原存田租，载在旧志，皆于年底解府，以为来年书院膏火。兹定议以此三项为山长束修、薪水、聘金、节礼等费。山长束修二百吊，薪水六十吊，聘金、三节共四十吊。监院一员，十二吊。斋长二人，各四吊。山和长每月支闭送二十六吊。监院前五月六吊，后五月六吊，斋长照此分二次各二吊。此项每年上馆后，由监院、斋长清查，未解者禀府专差守催，不准过夏季方解。解来之钱，由府交质铺收存，按月支给。

2、 捐赠。以同治年间为例，道源书院的捐赠有：升任知府王德固捐廉二百吊；知府黄鸣珂初任捐钱四百吊；知府黄鸣珂复任后，再捐廉六百吊；署府黎兆棠对谕南康绅士廖开昱捐钱五百吊。

3、 收缴欠款。如同治版《南安府志》载，道源书院还有一项追缴欠款的收入：追缴郭福隆所欠公款一千吊；追缴李萃所欠公款八百吊；追缴各处零星欠项，及年来空旷之息，计二百四十七吊。

4、房屋、店铺出租租金。置行店数所，四季收租，每年所收一百二十九吊三百五十文；南康县将房转典，一并收缴，已取回二处，缴钱二百五十余吊，未取之房，七百余吊，每所收租钱八十余吊。知府黄鸣珂捐廉三百吊，置店房一所，每月收租钱七十二吊。

其开支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有：二月初三日起，十一月初三日止，府县官轮流在考棚考试，府县官伙食自备不供给，生童前列笔资府县酌给；监院饭食二百文；门斗六十文；府礼房写册收卷及饭食四百文；生童点心每名三个，均二千四百文；看门差二人，饭食各六十文。每月官课，计卷二百文，堂课三次，共二百本，给府礼房钱四千文；堂课二次，笔资各五吊。住院生员二十名，每月给薪油钱八百文；伙夫二名，共十吊。[3]

各项开支相加，除诗赋课另开外，共一千零十一吊八百文。每所所剩五十二吊二百文，逢闰年又剩七十二吊，皆以为乡试宾兴（设宴招待应举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