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宣德年製款青花太极宝相花双绶带耳扁壶
李成宇整理
2019.4.26

我手里有一对大明宣德年製款青花太极宝相花纹双绶带耳扁壶，或称"抱月瓶"、"宝月瓶"。通高28.5厘米，腹宽20厘米。一个重2004克，另一个重1878克。(见文后各图)。前者容量2264毫升，后者容量2345毫升。一对扁壶除重量与容量不同外，两壶外部尺寸、图案基本一致。两壶在腹部釉面一周，对着亮光细看，可看到中部横着的一圈接痕，底部圈足露胎，刀削痕迹明显。两器釉层滋润肥厚略泛青。壶内施满釉。青花描绘工艺流畅娴熟。青花发色良好，晕散自然精彩，有黑色结晶斑。整体造型复杂，手工揑制、轮盘、模具、粘接等各种手段全用上了。全器分颈口部、两绶带耳、上腹部、下腹部等若干部分粘接而成，足见其复杂程度。明显是国家级髙手所为。
永宣二朝堪称有明一代青花瓷器之巅峰。成祖、宣宗皆重视窑业，设有司于景德镇专备窑事以供御用和赏赐，较之前朝规制更大，技术精进，所出瓷品，为世所珍。永乐三年始，成祖皇帝为弘化天朝圣德，谕遣中官郑和六下西洋，前后二十年所历三十余国，成为空前绝后之盛事，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 郑和下西洋之举，促使中外往来日益密切，此前中断数十年的海外经贸重开，与伊斯兰地区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蒙元以降，中国与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汉唐时期的曾为诸国仰慕的丝绸已不再是对外交往中的主流物品，交流通过青花瓷来完成。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成极致，作为朝贡外交，赏赐中国瓷器乃是顺理成章之事。
  为顺应郑和下西洋之要求，永乐官窑瓷器一改中国传统的审美格调，无论在造型上还是纹饰上皆多模仿伊斯兰风格的器物。其造型的来源主要摹自于波斯王朝和马姆鲁克王朝的金属加工品甚至玻璃器皿，例如八方烛台、大扁壶、天球瓶等十余种。早在蒙元时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上至君王贵胄，下到平民百姓之喜爱，因此明代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正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景德镇御窑遗址历年的多次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伊斯兰风格造型的器物。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此类仿伊斯兰器物造型的瓷器最早体现在永乐白瓷上 ，后来在宣德时期更被大量制成青花瓷器。另一方面就瓷器的装饰而言 ，自汉唐以来在与外域文化的相互融合中一直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完全模仿的装饰多是局部或点缀，惟独永宣青花瓷器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多方面的原因 ，在与伊斯兰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出现了短暂的以外来文化为主体的倾向。正如近人吴仁敬在其《中国陶瓷史》 中所述： “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完美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合，对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
  同样，永宣青花瓷器纹饰的伊斯兰色彩体现鲜明，充满阿拉伯花纹，所绘的花卉、瓜果，一反传统的写实技法，多采用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图形，使枝叶延伸、无穷无尽布满整个空间，花叶枝条交织缠绕，有机地婉延迂回，比例完美、节奏起伏，充满了无限生机。伊斯兰文化表现在图案方面其主要的艺术形式是植物花卉。穆斯林渴望蓝天碧水和绿色的生命，他们对于植物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在伊斯兰的理想天国里也有植物的一席之地，绿洲上的植物象征着永恒的生命。
  因此，永宣青花赏赐瓷从形式到内容都流露出浓郁的伊斯兰文化韵味，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生产的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如出一辙，可以在西亚地区的金银器、铜器、玻璃器、陶器、木器中窥寻到造型的渊源模板。永宣两朝青花瓷器在与伊斯兰艺术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中以伟大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吸收了域外优秀文化中的精髓，并有机地结合，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跨越了种族和地区的区分，产生了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它是传统文化相容吸纳异域文化的光辉典范，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岁月依然光彩夺目，故而永宣二朝被誉为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本品正诞生于如此辉煌的时代，属于宣德朝的重要赏赐瓷之一，为中外交流盛事见证者。绶带双耳葫芦扁瓶，原为伊斯兰地区金属制品，为朝圣者携带的水壶。永乐时期宫廷始用瓷制之。景德镇明代官窑遗址考古表明，永乐早期此式扁瓶为白釉素面，平底无足涩胎，后期为白釉暗花，浅圈足出现，底部施釉，同时出现青花者，均无款；宣德时期仅有青花一种，有款，造型、纹样与永乐者相近，差异甚小，故无款青花扁壶的年代判断上，曲颈的大小和粗细并不能作为永宣两朝区分的依据。
  本品带有宣德六字楷书款为明确宣德官窑，气质髙雅，造型端庄，呈变体葫芦形，颈肩两侧各置一绶带耳，上绘折枝花卉一朵。口、颈之间绘缠枝花卉一周，下腹前后装饰皆为伊斯兰地区传统纹样，两面中心绘中国太极图案，环以八瓣长条形花瓣组成的宝相花，花瓣及其相间纹样均以青花涂绘，仅其内部留白，边际装饰一周半钱形纹。总体格调清新，绘画流畅。青花色苍妍舒雅，浓处锡光迸发，釉汁厚润泛淡青色，腹部可见一周横向接痕，长方形浅圈足。
与本品相同的带有宣德六字铭款的绶带葫芦扁壶传世品见于各大馆藏，分别为：
（1）北京故宫博物院“故145575”号藏品，高29.9厘米
（2）台北故宫博物院“金二四八54/14741”号藏品，高29.1厘米
（3）台北故宫博物院“吕六一七6/12454”号藏品，高25.6厘米
（4）英国戴维德基会“PDF600”号藏品，高25.6厘米

其造型与纹饰存在情况：

第一类：口颈部较小，腹部硕大，比例悬殊，款字书写在壶的口颈边正面，款字与口颈部一圈缠枝花卉纹之间留白或宽或窄。
第二类：口颈部增大，腹部相对收小，款字书写在口颈部任意的一面，款字与口颈部一圈缠枝花卉纹之间留白或宽或窄。
这两类风格显然是来自不同的设计粉本，因为在明初管理森严的御器厂中不可能出现工匠随意而为的情况。尺寸方面，第二类比较一致，第一类则彼此接近。
我手头这一对，属于上述第一类。

以本品为代表的宣窑青花瓷器，珍稀无比而品格颇高，处处彰显非凡的工艺水平。故终明之世，精光不泯。嘉靖朝谢肇淛于《五杂俎》赞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惟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品等矣！”正是如此，宣德御瓷备受好古者追捧，一直声价不菲。
宣德官窑非凡的品格处处得以体现，例如本品所书“大明宣德年制”楷体横款，朴拙苍健，古意盎然，绝非庸手所为。据考证，宣德朝御瓷款识的粉本应出自当时大书法家沈度之手，沈度的书法深得圣意钟爱，宣德皇帝常以之为师，故《万历野获编》赞宣德皇帝的书法“学颜清臣，而微带沈度姿态。”沈氏对明初宫廷文化生活影响颇大。明焦竑《玉堂丛话》卷七“巧艺”条述：“度书独为上所爱，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必命度书之”。今审沈度著名墨迹《张桓墓碣铭》中的“宣德”、“年”三字与瓷器上的款式如出一人之手，无论其点之大小，划之长短，运笔之轻重，间架之疏密均非常相像，可见宣德瓷器上的年款是由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上瓷的。沈度书法字帖局部参见文末照片最后一张。
纵观宣德一朝，御瓷烧造始于洪熙元年(1425)九月，终于宣德十年(1435)元月，期间宣德五年九月停烧，至八年再度恢复。它是由营缮所丞直接管理（营缮所为工部下属机构之一），所丞正九品，官阶虽低，然“以诸匠之精艺者为之”。同时又派出品秩较高的内官赴厂监造，昭示明宣宗在即位之初对官窑的烧造极其重视。
那么，在宣德一朝短短的十年里，这些造型独特的重要赏赉瓷又是生产于何时呢？是否有据可依？对此，著名的古陶瓷学者刘新园先生曾作详细考证，略说如下：这些瓷器的烧制与郑和下西洋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它们皆是给穆斯林地区使用的赏赉瓷，只有在出洋的时候才需要。永乐皇帝病逝后，洪熙皇帝接受户部尚书夏原户的请求，“罢西洋宝船”，将永乐朝最后一次准备出洋的赏赉瓷器封存，致使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间明朝政府没有海事活动，因此宣德前期御窑厂自然没有烧制赏赉瓷的需要。直至宣德五年元月夏氏病逝后，反对下西洋的领袖大臣不复存在，宣德皇帝便于同年六月发布“遣太监郑和等往谕番国”的命令，于是开启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序幕。但是郑和这次下西洋宝船携带的却是永乐末年封存的赏赉瓷，也即是说，宣德朝御窑厂并没有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烧造赏赉瓷。在宣德五年至八年间，御窑厂奉旨停烧，唯有在宣德八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归来之后，御窑厂重开并立即接受四十四万七千件瓷器的烧造命令！！！显然，宣德朝赏赉瓷只能最早烧造开始于宣德八年，一直至宣德十年元月结束。宣德皇帝宏大的远航西洋的计划却因自己病逝而终止，这些书写宣德年号款、准备运往西洋的赏赉瓷最终没法输出几乎全部留在国内，因此，形成当今西洋诸国遗留明初瓷器之中皆缺宣德一朝器物的状况。
依据以上考证，本品烧造是为了宣德皇帝远航西洋之需，烧造时间是在宣德八年至十年元月之间，其寄托了宣德皇帝重现祖父朱棣的远航西洋、威加四海的雄伟理想，亦默默为后世叙说着宣宗皇帝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的丝丝悲怆。

参阅：
《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 页96 图21 ，页98 图22

壶底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