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諺語說：我們吃什麼，便是甚麼。其實我們相信什麼，也會是甚麼——因為很多人往往「我信故我為」。

身居何方，可能會影響我們如何處理天降之財——例如彩票獎金或突然繼承的財產。在大中華區（中國、香港、台灣）的人，於亞洲人中選擇保留平均最低的現金比例（33％?35％），而東京的市民則保留平均58％，為亞洲最高。 無論哪一個百分比，現金都是最普遍的選擇，至少在我去年曾調查過的十個亞洲城市 （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悉尼，首爾，東京，新加坡，新德里，和孟買）， 情況如此。

主觀收入級別影響突富管理

除了對現金的偏愛，亞洲人對自身相對收入的主觀評估，也大大影響自己對「突富」的管理。這比個人的實際相對收入，更有決定性。

 甚麼是相對收入？它是在同一城市相對於其他家庭的收入排級。在我的調查中，我把每個城市的家庭，按收入分為十組，每組代表該市10%的住戶。第一組為最底收入住戶，第十組為最高收入。每個組別的收入界線，根據官方或調查機構的數據釐定。然後在每市，我首先詢問500個受訪人的家庭收入，再請他們猜測他們屬於哪一收入組別。

 結果是，有86％的亞洲人皆猜錯了。即使我把相近的選擇算為正確（意即第三組卻以為自己是第四或第二組），69％的受訪者仍然未能正確識別自己的排級。這個錯誤發生在所有收入群體，不論貧富。

 這種自評收入級別的錯誤，如何影響亞洲人的思為與行為？在所有接收調查的十個城市中，除了孟買，都出現一個趨勢：自視收入級別越高，分配到現金的天降之財比例便越低。但依據實際收入組別分析，卻沒有任何明顯趨勢浮現。這在北京，上海和新德里尤為明顯。例如在北京，自評為第一組的人，平均選擇把59％的突富留為現金。這現金比例隨著自評級別的上升而降低，到第十組，只選擇留下17％作現金。

 「新貴」城市「貧富」傾向較迴異

在首爾，雖然趨勢相同，但第一和第十組的現金分配，分別為51％和43％， 差異明顯較小。在東京和悉尼，情況也近似，看來，在經濟較成熟的亞洲城市，自視富有和自視貧窮的人，在理財思考和行為上，雖有出入，但不算懸殊。而在「新貴」城市，自評富有和自評貧窮的人，選擇傾向卻大為迴異。

 為什麼「新貴」城市會出現這種理財思考和行為的懸殊情況？難道在北京、上海和新德里的人，越自信收入頂尖，便越自信他們的金融知識和理財能力，故此保留較少現金，而作更多投資？抑或是越自視富有，便越覺得他們有更多的投資選擇？而這些自信和感覺準確嗎？

 在調查中，77％的北京人和85％上海人，都錯誤估計了他們的收入排級，他們是否也可能錯誤判斷自己的金融知識和可供的選擇呢？最後，這些自視貧窮和自視富有的人，他們的懸殊思維，又多少能間接反映北京，上海和新德里這三個城市的真實貧富差距？

 「首富」思維可能獨樹一幟

另一個顯著的結果，是在一些亞洲城市，自評為收入最高的人，思維和選擇傾向可以是獨樹一幟。例如在香港及台北，自評收入排在第十級的人，分別分配35％和43％的突富為現金。這些數字偏高，違抗趨勢，難道那些在香港和台北的人，如果自視為“最富”，便對投資回報感到悲觀，望而則退？又或許因為他們自視甚高，覺得生活無憂，所以發了「丁點」橫財，也不事管理，寧可多留現金，花費一番？如果這些自視為收入最高的人確實生活條件良好，可以漫不經心，又是否代表該兩市有一小撮精英，財政狀況鶴立雞群？

 香港和台北這種自評最富的冷淡或保守姿態，跟新加坡，首爾和悉尼的進取形成強列對比。在這三個城市，自信為收入最高20％的人，相對於該三市其餘的受訪者，明顯更踴躍把突富投資在個別股票和債券，這往往比買基金或保險產品帶有更高風險 。似乎在這些地方，市民要自信收入良好，又有餘錢，才敢於冒險。在某種程度上，這表明這些城市的普通市民都滿足他們的生活條件，不想承擔風險——除非他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

 相比之下，在上海和孟買，只有那些自評為收入第一級的人，才會大量投資他們的意外之財於個別股票或債券。這可能因為自評為最低收入的人，不太了解其他投資選擇。又或許他們覺得擺脫貧困的可取途徑，是在投資中冒險，而不是守富或辛勞工作？

 我信故我為

無論這些問題得出甚麼答案，我們如何衡量自己，將影響我們的傾向和行為。 我們相信甚麼，便往往是甚麼，這對我們有利有不利。而選擇相信甚麼，最終是我們自己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