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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如何界定、细化和组织他们自己及其共同利益的呢？这 一问题的答案，米勒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有回答，但却是韦伯传统和互 动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的讨论中心。例如，群体边界的封闭或开放程度 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一些秘密宗派中，群体边界是高度封闭的。首先, 只有同意宗派的意识形态立场和组织目标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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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后，通过较高的入会资格和很长的等待队列，再次筛选申请者，让其中有 能力、有忠心、肯服从的人加入到内部的圈子；在考察的过程屮，让申请 者中断和外部的一切联系，减少外部互动所带来的各种效应。这样，在个 体的生活中，就建立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地位，即“宗派成员”，其他的生 活角色和地位完全消失或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从这个示例，我们就可以 看岀，这些假定背后的问题是多么的重要。

三 韦伯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文化观念的视角

韦伯把集体行动看作是对某些信念系统（包括集体目标、行为准则和 权威的合法性）的承诺结果，它们具有自己的逻辑和力量，而群体的结构 和行动均源自对信念系统的最初承诺。在非常规集体行动中，群体的共享 信念对集体行动具有直接、强大的影响，在集体行动流程化的过程中，组 织成为信念和行动之间的中介，同时，集体利益开始发挥更大、更直接的 作用。

在韦伯看来，关于世界和人们自己的新定义总是得到不断创新，但很 多创新都胎死在创新者自己的小圈子，并没有流行起来。少数创新吸引了 众多的信众，他们皈依这种信念，并把这种信念所神话的领袖、物件和仪 式视若神明（卡理斯玛）。此时，群体面临“卡理斯玛”的流程化问题， 即韦伯所说的“日常化”：把非常变成日常，把神性变成知性。一个卡理 斯玛群体如何解决自己的“继位”问题？韦伯认为，有六条基本的途径， 即（1）拷贝（寻找相同类型的卡理斯玛领袖）；（2）转世（群体认可的 启示程序）；（3）钦定（过世领袖指定、群体认可）；（4）任命（领导集 团通过仪式任命继位者）；（5）继承（卡理斯玛在血缘后裔中传递）；

（6）让渡（把卡理斯玛转让给组织，转让到职位和仪式之上）。每一条途 径都要求相应的组织结构，并产生相应的组织动力和组织需求。

另一种力量来自科层化，这是一种来自技术的外部革命，足以对抗传 统和卡理斯玛的力量。科层化首先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然后再改变人们 的世界观；卡理斯玛首先改变人们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引导人们改造 世界。

在韦伯之后的很多研究中，一些文化和认知因素，例如文化、话语、 意识形态和框架等概念，也被引入集体行动的分析之中。集体行动不仅是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和教导的函数，也是对当前局势反应的函数，更是公众 和当局对以前的、相似的意识形态运动反应的函数（Zald, 2000）。意识形 态来自实践，也表现于实践。从文化视角来看，关键是文化和行动之间的 关系。因此，在讨论集体行动时，我们需要关注集体行动中具体符号和信 念。其中，框架分析是对集体行动的对话和言语表达系统的研究。在塑造 人们对关键事件或政策的反应上、在指导人们的知觉反应和行为反应上， 框架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现存的文化结构并不总是有效的。一个突发事件有可能会引发 一种规范危机，这种危机摧毁一些规范、让另一些规范变得无关，或者更 进一步让相干的规范变得无效。这样，处在危机情境中的人们就会形成一 种迷失感和行动的冲动，并在互动中，通过琢磨和设定基调的过程，形成 相关的意义和规范结构，来界定情境、梳理出恰当行动的线索，并尝试其 他的集体行动纲领。突生的规范有时并不是指导集体行动的精确规则，而 是对情境的重新定义(Massey, 2000)。

除了集体行动内部的突生规范之外，在集体行动特别是大规模的社会 运动中，大众传媒也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现代社会的文化空间 中，充斥着大众媒介。作为配置意识形态的主要系统，大众传媒具有分布 广泛、触手可及和强大的符号能力等特征，它用语言和画面、表述和省 略、广告和新闻等，生产着定义和联想、符号和修辞，从而让抽象的意识 形态变成表象的和具体的日常事物。大众传媒的框架能够让人们直接经历 之外的事物变得自然而然。框架是选择、强调和表述的原则，是默认的关 于存在什么、发生什么、影响什么的微理论。人们通过框架来理解现实、 管理现实和沟通现实，并选择恰当的认知库和行动库。媒体框架是传媒识 别、阐释和表达现实的内在原则，是选择、强调和排除的稳定模式，是媒 体工作者组织言语和视觉话语的工具(Goffman, 1974； Gitlin, 1980； Oliver, 1989) °

人们只能在狭小的社会生活空间中才能够对彼此有直接的了解，建立 在熟悉、信任和互动历史之上的突生规范，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 前，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此，在社区中，比较容易形成具有悠久传统的 信念和忠诚。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人们的信念和忠诚都缺乏悠久的传 统，在谣言、新闻、趋势和流行面前，社会情境的定义变得特别脆弱，同 时，人们又不得不依赖大众传媒来把握变化模糊的社会情境。这是一个双 向的过程：一方面，大众传媒把社区粉碎，从而让个体更加依赖传媒；另 一方面，大众传媒把人造的公共世界带入私人空间，个体则依赖传媒来获 得思维概念、英雄形象、行动指南、情感负荷、公共价值、一般符号甚至 语言本身(Gitlin, 1980) o

但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已经是由法人公司来主 导，大众传媒高度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手中。在这种情形下，集体行动 或社会运动的程序、基调和文化承诺都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在主流文化 之外，集体行动已经很难建立一个自主的文化制度的基础设施，用来界定 自己的认同和自己的世界观。在经济领域中，虽然劳动创造价值，但劳动 者却无法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和使用产品。同样，在文化 领域中，垄断的资本文化也剥夺了意义生产者的权利。人们无法决定媒体 播放他们的行动或话语的哪一个部分，无法决定媒体用什么框架来作为他 们行动（或话语）的背景（或语境）。这样，由大众传媒所产生的意义， 对集体行动者而言，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力量，集体行动的意义已经失 去了本身的形态。

对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它们必须借助大众传媒才能形 成、宣传并组织自己的社会认同。这样，它们就必须和传媒达成某种程度 上的合作，遵循新闻的游戏规则，认可媒体对现实的各种定义，包括什么 是“新闻”、什么是“示威”。经过媒体的包装，社会运动就在公众面前 呈现一个形象，这一形象影响了社会政策和人们对社会运动的反应。反过 来，媒体形象也影响到社会运动的自我形象，媒体可以把运动领袖转变成 明星，并通过一系列的报道，形成一个系统的框架，从而影响到社会运动 的命运。

韦伯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并没有触及集体行动的起源和动员问题，但 这一传统强调，每一个集体行动均具有自己的文化逻辑，是日常的、合法 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