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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汽服门店引流痛点，结构仪式化理论忽略了交换的类型。实际上，我们可以依据互 动者之间的关系把交换分为协商交换和互惠交换。在互惠交换中，交换伙 伴从事有利于他人的个体行动（例如，给同事一个忠告，给朋友帮忙）， 但并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回报、何时回报、回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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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商交换中，行动 者参与共同的决策过程，例如公开协商，就交易条款不断进行讨价还价, 这些条款是已知的，预先达成一致，并具有约束性。交换的这两种形式在 影响行动者如何使用权力及其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等基本方面有所不 同。因此，这些基本差异将影响潜在伙伴的易得性和行动者的权力效用之 间的关系。和协商交换相比，互惠交换更可能导致较低的权力效用（Molm et al. , 1999） o

对协商和互惠交换的区分与博弈论者对合作和非合作博弈的区分紧密 关联。在合作博弈中，强约束性协议是由沟通的各方共同达成的；在非合 作博弈中，行动者独立做选择，并不了解他人的选择（Heckathom, 1985）。因此，协商交换是合作博弈，互惠交换是非合作博弈。这个区分 有两个关键维度：（1）行动者的结果对联合行动或其他人的个人行动的依 赖；（2）行动者有关伙伴的互惠性的信息（Molm, 1994）。

第一个维度是最基础的。如果交换是互惠的，行动者的结果只取决于 其他人的行为（即A的行为只单独给B带来报酬，反之亦然）。结果，收 益可以单边流动：行动者可以从另一个人（或多个人）那里获得收益，而 什么也不用回报。反过来说，他们可以启动非互惠的交换。例如，时髦少 年常常沉醉于众多伙伴的青睐，仅有最低限度的互惠。相反，如果交换是 协商的，每一个行动者的结果取决于自我和他人的联合行动，收益流是双 边的：没有双方的收益协议（尽管不平等），就没有一方的收益。

第二个维度（行动者对其伙伴的信息）部分来自第一个维度，协商协 议的共同任务要求报价和还价的沟通和交换，因此行动者了解他们付出什 么，又能得到什么，特别是约束性协议时（MolmetaL , 1999） 0

毛姆（Mohn）等人认为，上述互惠交换和协商交换之间的根本区别， 影响行动者如何使用权力。在两种交换形式中，B依赖于A,决定了 A能 够施加于B的潜在成本。当A使用权力，A把潜在成本转换为实际成本。 但是，行动者如何施加成本，如何从中获益，在两种交换形式中有差异。

在协商交换中，当掌权的行动者和某些伙伴达成协议时，他们会对其 他伙伴施加成本，因此把某些伙伴排除在重要交易之外。排斥导致他们在 后续协商中提高要约，因此增加协议的不平等（Cook & Hegtvedt, 1983； Skvoretz& Wilier, 1993 ）o交换收益的不平等来自两个方面：被排斥于交易 之外的不同概率和交易内部利润的不平等分割。前者驱动后者，权力更大 的行动者受益于较低概率的排斥和较大的收益。

互惠交换中的不平等也由一种排斥形式产生：扣留一个伙伴的报酬， 同时和另一个伙伴进行交换（Molm, 1990） o但是，扣留报酬，并不是提 高伙伴的要约，而是降低行动者的成本，掌权的行动者以此获益。只用间 断的互惠性就可以维持一个伙伴的交换关系的行动者，具有更多机会追逐 其他交换关系。

而且，由于收益单边流动，他们可以同时从多个伙伴获得收益。掌权 的行动者同时受益于他们较低的互惠性，和随之而来的、追逐其他交换的 更大机会。例如，较少做家务事的配偶不仅少干活，而且具有更多时间干 事业或从事闲暇活动。

必须更频繁付出以维持他们掌权伙伴的间断互惠性的人，是一个弱势 行动者，他必须从这些替补活动中放弃更多潜在的报酬（即他们的机会成 本更高）。扣留报酬和排斥，均不要求掌权的行动者具有任何意向性或者 战略性的策略，相反，在反向链结网络中，替补通道上的差异从结构上产 生了两者。

毛姆等人认为，这些机制（排斥和扣留报酬），在两种交换形式中， 均调节着结构易得性和权力使用之间的关系，但结果不同。在协商交换 中，A替代B的渠道越多，A排斥B的频率越大，A对B的权力效用越 大。在互惠交换中，A替代B的渠道越多，A扣留B的报酬的频率越大, A对B的权力效用越大（MolmetaL , 1999） o

我们把两个及以上在场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冲突过程称作“互动”， 把多个相互关联的互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延伸称作“集体行动”，把 多个相互关联的集体行动的耦合过程称为“社会运动”。因此，我们没有 把共同目标或共同的意识形态看作是集体行动的界定因素，例如，在扎尔 德（Zald）的界定中，社会运动是“受意识形态制约的集体行动” （Zald, 2000） o

和组织的司空见惯不同，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包括集会、示威、游 行、暴动等）常常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例外，也常常成为以报道社会事件为 主要任务的新闻媒体的捕捉对象。不过，能得到媒体曝光的集体行动毕竟 还是少数，大多数的集体行动仍是起于无声、消于无形，并没有进入大众 传媒的视野。大多数集体行动也吸引不到足够数量的人员参与，多数时 候，集体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Koopmans, 2005）。

在特纳（Tunwr）和基利安（Killian）看来，讨论集体行动（特别是 作为复杂、持久的集体行动的社会运动）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它的三个 不同的特征：（1）超越、躲避和颠覆现存的制度模式和结构的倾向；（2） 从知觉、情感和观念向行动的转移；（3）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个体行动 （Turner & Killian, 1987）。其中，突生的规范形成了在制度外行动的理由 和责任，这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外特征的关键；而知觉、情感和观念则决定 了集体行动的可行性（成功的概率、可能的支持和阻力、所需的设施和资 源与潜在的行动者数量和能力）和时机（形势的缓急、场合的符号占有和 胜率的变化）。他们把一个抗争性集体行动的典型过程表达为：一种别样

的社会理想开始寻求公众的批判和公信力，随着事件的进程，对于公众支 持程度的设想开始得到检验，所获得的资源和集体行动的号召力开始变得 至关重要。随着经验的累积，组织集中度开始强化，集体行动的思想和战 略均得到细化和统一，留给自发性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集体行动需要 复杂的沟通和决策结构来协调和维持劳动分工。

特纳和基利安的集体行动模型，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型， 少数知识精英的“社会理想”在社会实践的空间中得到检验和扩展。但集 体行动也可能仅仅源自众多个体在空间时间上的纯粹积聚，成为一个自下 而上的集体构建的过程。在我们看来，后者才是社会生活的常态。而且， 从目标来看，集体行动也是多样的。例如，古斯菲尔德（Guslield）把集 体行动分为三类：阶级、地位和表达。围绕公众的特定利益而组织起来的 集体行动是阶级政治，维持和提高群体声望的集体行动是地位政治，没有 明确目标的集体行动是表达政治。在他看来，公众的特征和目标的特征是 集体行动内容的主要解释因素（Gusfield, 1994）。

那么，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我们对各种集体行动的现象，究竟有 哪些观点呢？下面，我们将分四个理论流派来对各种相关的研究进行 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