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享誉世界的都姜堰，多数中国人一定都知道。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官场的传统与共识，一般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样做的益处和道理是：一则起到宣誓领地的作用，在驱役的范围内，人们都清楚来了新主子；二是针对前任的突出问题，采取断然手段，通过一系列操作，在对比中彰显实力的不凡；其三以做事的名义重新洗牌，换上一些得心应手的部下。可李冰上任后，并没有吹响官场通行的开场哨，而是迫不及待地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成都平原的治理上，他带领当地民众开山凿石、开渠和疏通河道，通过引流和分流，彻底根治了历史上危害成都平原的水患，在他因劳成疾倒在工地上，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座彪炳史册的丰碑——都姜堰，永远地屹立在成都平原和世世代代人们的心中。

都姜堰距今已有近2300年，尤其今天，在高科技统领几乎一切的背景下，无数传统产业和历史传承纷纷惨遭淘汰，应该说这是属于日新月异的时代。然而，都姜堰不仅没有走下历史舞台，反而依旧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的都姜堰既是熠熠生辉的水利工程，又是人们景仰李冰的旅游打卡地，同时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真正“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因为都姜堰，人们记住了一个叫李冰的人，虽然李冰选择了一条同历代如过江之鲫的官员截然不同的为官之路，按照以光宗耀祖、光大门楣、封妻荫子为终极目标的官员的评判标准，李冰连及格线都没有达到，不想封妻荫子，起码也得保证后代衣食无虞吧，而李冰不仅把自己撂在治水上，还把儿子也搭了进去，活脱脱一个现实版的愚公，所以在重视付出与回报率的官场，锁定水患只付出而无暇考虑回报的李冰，仅生活品味这一点就不达标，其他硬性指标就更不用说了。然而，他身前的愚公形象，却为后人换来了名垂千古的都姜堰，使世世代代的人们将李冰与都姜堰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尤其是各级官员，在公众人物和掌握一定生杀大权的双重影响力作用下，使得他们较普通百姓更容易出名，同时，因为社会资源的拥有和制约因素的弱化，做起事来更容易，会把好事做得更好，坏事做的更坏。遗憾的是，封建官场潜运的价值体系与一贯标榜的体系间严重的人格分裂，将多数官员在“勤政爱民”的大旗掩护下结党营私的操作历练的愈加娴熟，延续到满清，几乎发展到无官不贪的程度。由于价值观的因素，只栽树而不考虑乘凉的官员比例并不高。然而这样的官员，即使富可敌国，死后除了罪大恶极的如和珅，遭后人唾骂，其余都在变成一抔黄土后，很快被人们遗忘，其后人没有一个能在祖业上发扬光大的，退而求次，能够薪火传递的也闻所未闻。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封建官员家族的整体写照。

基于以上的历史说明，关于做什么样的官，即使在封建官场，也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粉身碎骨浑不怕，留取清白照人间”的如于谦，也有很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只为利不要名的各级官员。他们搅在一起，一边是在干着毁田毁林的勾当；一边是在栽树和改良土地、干着造福子孙后代的事情，一代代地延续着。假如只有蝇营狗苟的贪官污吏，我们的民族也不可能走到今天，在物竞天择的黑衣裁判面前，不会因你是官员而手下留情，历史上的不胜枚举的部落和国家消亡后，谁见过被保留下来的首领或国王？即使各级官员，多数也都因国破的连锁效应而导致家亡，所谓国破家亡，不仅泛指一个民族，而且更是对各级官员命运的精准概括。

想明白了这一层，作为荣幸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官员，就不该像商人那样，斤斤计较于投资与回报，而应该格局大一些，多考虑考虑与你息息相关的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多想想如何做一些能够泽被后人的事情。考虑到官场的复杂，在看不见的各种规则和整体秩序里，作为个体，常常会有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的感觉，如果屡屡遭遇这种良知屈服于强权的境遇，那就退而求次，效仿陶渊明和王维的洁身自好，这样，至少不会被后人唾弃。

给子孙的财富，他未必消受得起，太多的财富反容易遭人惦记，带来杀身之祸。做人一定要相信和记住两个字：报应。如果认为这是迷信，那么，历朝权倾一时的贪官最后满门抄斩的结局，就是对这两个字最有说服力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