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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从艺之路》[上] 关翠兰 口述 张卫东 记录
(2013-11-03 21:31:42)
编者按：
关翠兰老人今年89岁，是目前北京从事过鼓曲艺术的年龄最长者。她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开始在北京北城习艺，因其出身和居处等缘故，她的经历与其它同时期的女艺人是不大相同的。本文介绍了另一种女大鼓艺人的家庭和艺术生活，把70多年前的故事讲给大家。
我的娘家不是干这个的，婆家是曲艺世家。
父亲老姓儿是瓜尔佳氏，名字叫关舜琴、号叫贵和，满洲镶黄旗人。听说上辈儿是外旗做官儿的，老宅子在东城。
父亲是西直门内前清政府官办的第一期交通大学毕业生，辛亥革命后由国民党名士叶恭绰先生介绍参加到铁路局京绥线工作，办公地点在西四羊肉胡同。
我是民国四年（1915年）农历七月廿六出生，父亲为我取学名叫秀恒。母亲老姓儿是温都完颜氏，没有名字，后来报户口就姓温了。她3岁丧父，自幼随着母亲在她姥姥家长大，19岁上她母亲病故，因当时我母亲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故迟迟没有出嫁，这是旗人的风俗，姑奶奶不急着找婆家，直到她25岁时才嫁给我父亲。
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还很富有。9岁上，父亲突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因病时好时坏只好停薪留职在家养病。这时父亲因养病抽上了大烟（鸦片烟），家底儿越来越薄，他的病情不见好转，铁路局的差事就丢了。
我们家的生活是坐吃山空，靠典当过日子，没法子只好卖房搬家。
我的婆家是子弟票友出身的曲艺世家。
第一辈儿干这个的是我丈夫的爷爷，名叫徐阔山。是子弟八角鼓票友出身，擅演莲花落，是扮旦角的。我的公公叫徐荣增，也就是我的师傅。从我进了徐家的门儿，没听过师傅一句唱儿，也没由师傅教过一句。婆婆到能唱，什么岔曲、腰截、牌子曲等都能拿的起来，可她从不卖艺演出。
徐家原是内务府的包衣正蓝旗人，老祖太太在庆王府当差做奶妈子，挣了不少的银子。全家人都没有职业，男人有钱粮，除了喜欢唱八角鼓、莲花落外再不就是架鹰、打围。公公就爱泡茶馆，平时在家里根本找不着他，有时也到各处联络组班儿演出，总是挣不出几个钱的穷局，不赔钱就算是赚的。爷爷和公公最爱摆阔气讲排场，还爱向穷人施舍。他们平时和叔叔们到郊外打围，把捉住的獾制成油，向亲友邻居们舍送。后来家里人口逐渐增多，老祖太太留下的银子花完了。没法子，爷爷徐阔山在光绪末年下海唱了莲花落，全家人除了皇上给的那份儿钱粮，就指靠吃这碗张嘴儿饭了。徐家的姑太太叫徐蕙卿，八角鼓、大鼓都会唱，早年曾经干过几天浑票（挣钱的票友），后来下海唱京韵大鼓，在前门外西珠市口万明路的城南游艺园演唱，还没唱红就嫁人了。师哥徐华宝是徐荣增师傅的长子，比我大一岁，先是唱京韵大鼓的，后改弹弦。他才是我的开蒙老师，也是我的丈夫。
我没让后辈再干这个！大闺女、二闺女、外孙女、外重孙女，他们都会唱这个，也喜爱这玩艺儿，有时还到票房唱着玩儿，我们徐家又回到票友的行列啦！
在旧鼓楼大街酒醋局胡同有一家何记洋车厂子，离我们家很近。东家是位京戏票友，好拉胡琴，他的女儿和我是小伙伴。我9岁就能唱几句京戏，根本没学过，都是听会的。每到何先生家准见他在练胡琴，有时他拿胡琴给我调两句，还能凑合服弦儿，一来二去的也就唱的有板有眼儿了。那晚儿我爱唱老生，不喜欢青衣、花旦。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季的一天，何先生正拉着胡琴为我调嗓子。徐荣增先生也来何家串门，何先生胡琴拉得正起劲儿，没法招呼徐大爷，只能一直听我唱完。
后来得知徐大爷家是唱八角鼓、莲花落的，是吃张嘴儿饭的生意人家，住的离我家不远。我心里有了学艺的想法，回家后试探着向母亲说了。
此时父亲的病时好时坏，为了给他养病，我们又搬了几次家，从大房换小房儿，最终搬到大杂院儿。家里穷的真是揭不开锅了， 我们家只能依靠借当生活。 母亲心里真是不情愿让我唱玩艺儿，女孩子干了那个多让人笑话呀！我母亲想：“这样挨俄，不如找一条生路。”可是我们还不知道人家收不收我哪！
终于由我母亲领着到徐家去询问收不收女徒弟，当时虽然已经有女角了，不过在北城唱大鼓的女角并不多。
徐荣增先生知道我的耳音和嗓子，得知我是主动学艺，欣然同意收下了我。
我是当年农历十月开始到徐家学艺的，由师爷徐阔山和我母亲为我定下的学艺契约。
我们家一贫如洗，徐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拜师时没有请外人摆支（宴请同行艺人），只是在契约上写明三年学艺期满后再摆支谢师。还写着在学艺期间一切演出收入均归师傅，吃穿自理，不准私逃。若遇天灾病患，各由天命，打死勿论。
我和母亲在契约上按了手印，师傅徐荣增也按了手印。这份契约是请人代写的，徐家没有一个人能写字，到我丈夫徐华宝这辈儿也就是有点儿蒙着看报纸的文化程度。
堂屋里的神龛中供着祖师爷，大周庄王。由师爷率领师傅向祖师爷作揖上香，他们先磕头后我才给师傅磕头，再给祖师爷磕头。接着就改变了称呼，叫师爷、师傅、师娘、师哥……
我和同时期的其他手把徒弟不一样，他们都是住在师傅家里管吃穿。这一条在契约中没写着，所以在学艺期间师傅不管吃、住、穿，我的学艺生涯是所谓的“走读”。
家里养活不了我，只能靠打粥度日。当时打粥也有规矩，每人只给一碗，必需当场喝在肚中，不准带回家。粥厂一般是每年的秋天开始，一直开办到次年的开春儿。
每天早晨8点钟，我从家里走到安定门内的一家慈善人士开的粥厂打粥，喝完粥再到徐家学艺。实际上师哥华宝才是我的老师，由他教我打大鼓的鼓套子，只学一个时辰（2小时）的样子。我就从来没有吃过中午饭，一直要饿到下午4点钟以后。在德胜门内西绦胡同口有一个耶苏（基督）教堂，每天下午4点半钟开始舍粥，我就指着这顿粥当晚饭。
一般粥厂舍的都是小米儿粥，这个洋教堂在临近春节时舍的粥里还要加猪肉片儿。我们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一两顿有浑腥儿的饭，每到打粥时都盼着能打到有肉的粥。 一天，我见排在我头里的两个人打到了一碗有两片儿肉的粥，在我前面的人还是一片儿肉，轮到我打粥时我没有接，心想下一碗兴许是两片儿肉，等到该我打粥时只是一碗小米儿粥了，碗里连肉渣儿也没有了。
师哥徐华宝是他爷爷徐阔山给说的京韵大鼓，自小儿就能唱，8岁就能演唱整段的大活了。他13岁向志阔泉学弹弦，后来又拜西城常澍田的弦师李光武为师。
朝阳门外菱角坑茶馆就是华宝最早演出的地方。这里虽然是城外的茶馆，可和别处的野茶馆不一样，前清时就是专门唱小曲儿的茶馆，听说当年二闸儿、东直门外红桥、永定门外沙子口等地的茶馆都是演唱八角鼓、十不闲、莲花落、时调小曲儿的地方。
和他演出唱大鼓的有师爷徐阔山的女徒弟朱玉贞、朱玉秀以及段金桂和她弹弦儿的丈夫段四喜等，北城的莲花落女角王凤云、赵翠青和变戏法儿的刘敬斋等。当时的菱角坑确实是个热闹的地方。
我没到菱角坑茶馆演出过，现在菱角坑这个地名都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我学打鼓的鼓套子与南城的打法不一样，不是常用的“老七点儿”。所谓“老七点儿”打法是：蹦蹦、嗤、蹦、嗤、蹦蹦。头一次“蹦蹦”是打鼓两下，“嗤”是叩板，第二次“蹦”是打鼓一下，“嗤”是扬板，第三次“蹦蹦”是打鼓两下，末一击时与板同时叩下，以此反复。
北城的打鼓开蒙点儿，现在早就没人用了。这种鼓套子的打法是：噔噔噔、起、噔、起、噔、起得、噔噔噔。“噔噔噔”是连续打鼓三下，“起”是扬板，“噔”是打鼓一下，“起”是叩板，“噔”是打鼓一下，“起得”是扬板后急打鼓一击，“噔噔噔”是连续急打鼓三下，末一击时与板同时叩下，以此反复。
以上鼓套子是京韵大鼓的基本点子，不论什么过门儿按节奏打出轻重就算会用了。
当时我学了几天就把鼓套子拿下来了，接着就背词学京韵大鼓小段儿了。
学完鼓套子后就要学开蒙活了。生意人把艺术称为“活”，弹弦调嗓子叫“遛活”，请好弦师调嗓子叫“镟活”，初学的唱段叫“开蒙活”。
第一块开蒙活学的是《层层见喜》，因唱词是顶针续麻很好背会，又是吉祥的段子，在堂会开场时是必唱的，所以是唱京韵大鼓的开蒙第一段都学这块活。后来又学了《包公夸桑》、捎带着把《八喜》、《八爱》也上了。相继还学了京韵大鼓《昭君出塞》，是江阳辙“七星北斗共参商”的那块活。
华宝当时正练弹弦，每学完几句就上弦遛活，打着板打着鼓就像在场上演出一样，从身上到脸上哪有毛病就说哪，好在我学得也快，还没挨什么打。
这几块活只用两个月就学会了，师傅、师爷从来不闻不问我学得怎么样。到了腊月廿几的时候，师傅忽然关心起我学了几块活，原来他想打一块明地组班演出了。
我只有一件带补丁蓝粗布棉袍，不能穿它上场呀！盼到年根儿由别人舍了一身蓝布，做了一件大褂儿 （那时还没有兴紧身旗袍，都是不拤腰儿像喇叭筒儿一样，只叫“大褂儿”。），就算是有了演出服了。
富人好礼，人一穷了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大年初一，师傅徐荣增和鼓楼后的平民市场北边石家茶馆掌柜的商量打了一块明地。“打地”就是租一块表演场地，按演出收入情况付租金。“明地”是指露天，这种演出形式叫“明地”。我们打的这块明地在茶馆外边的山墙旁，大概有三丈大小，茶馆还为演出场地提供了几十条板凳和一个白布棚，里面有一个油桌当做场面桌儿，上面放着两块钱板儿〈类似木制洗衣服用的搓板儿，形状比其凹深一些，是专门放铜钱的器皿。〉和几个柳条笸箩，我们预备了弦子、大鼓等一些演出必需品，大家都在场面桌的右面坐着。
除了华宝坐弦外还约了杨左云弹弦，他也是八角鼓票友，父亲是前清步军统领，他曾当过巡警，家败后下海弹弦。演员有杨左云的女儿杨秀青、魏文增的女儿魏兰芬，她们都是唱京韵大鼓的，我师爷徐阔山的女徒弟吕慧芬唱铁片大鼓，她比我大不了几岁，是我的师姑。
开场由杨左云铺纲“领空儿圆黏儿”（指艺人用音响或语言、动作等方法，将行人吸引过来围观艺人的表演。）。我师傅徐荣增和其他人都干呆着，想帮忙说上几句生意口的话都搭不上茬儿。北城生意人不能和别处的生意人比，我们根本不会做张嘴儿饭的买卖，这都是让穷给闹的呀！没法子既然干了这个就顾不得脸，临了儿向听主打钱时连几句多要几个铜子的江湖口诀都不会说，更不会使老合置绝户杵（用江湖语言打动观众，迫使观众多给两次以上的钱。绝户杵：艺人几次向观众要钱，要得观众都不情愿给的钱。“杵”江湖春典名词，意为“钱”）。顶多唱完了拿着笸箩递向听主儿，人家要是不给钱走了都不敢言声儿 ，只好再另找别人求钱，人家扔里一个铜子，至多就会说声“谢谢”！
我们那年从初一唱到十五，一共唱了半个月。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太阳落山前，一直在露天地里干冻着，我们那两位弦师的手都冻僵了，手背上冻的都是半寸长的大口子。那年虽然没有下雪，可是西北风一刮，干冷的像刀子扎一样。唱的时候还好，最难受的就是不唱的时候。我们5个人轮流演唱，不唱的时候只准坐在板凳上干冻着，不敢离开座位活动身体，虽然是撂地演出，也要讲规矩：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演出的那几天是由师傅家管饭，一天两顿，中午没有饭。早晨是棒子面儿（玉米面）窝头、熬白菜，晚上还是照旧，有时也稍微改善生活，吃一顿绿豆面拨鱼儿。说是绿豆面，实际上就是一种以绿豆面为主的杂合面，绰号儿叫“棺材腻子”。因那时的棺材铺都用这种面做腻子，用来填补棺材板之间的缝隙。
不管怎么样总算是吃上顿饱饭了！
鼓楼平民市场撂地演唱，是我第一次演出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原址现在还能找得到。如今晚儿我一人住在旧鼓楼大街后马厂胡同，一晃儿都70多年啦……
我一直是在抬头就能看见鼓楼的小胡同里栖身。
刚出艺的时候，虽说都民国十几年了，人们对唱大鼓的还是看不起，更看不起我们北城这种唱莲花落出身的女演员。一个十几岁的旗籍小姑娘在自己的家门口撂地唱玩意儿，自己并不知道别人笑话不笑话，当时只想能自己挣饭吃，不拖累家里。
民国十七年（1928年）开春儿，“架冬瓜”找华宝和我一起“上地（到固定的茶园或街头演出）”。
他是滑稽大鼓的创造者、八角鼓前辈老票友张云舫的徒弟本名叫叶德林，艺名叫“架冬瓜”。他和我师傅徐荣增是好友，常上我师傅家来串门儿，因为他们之间经常联络演出应“买卖儿”。我师哥徐华宝对他官称儿叫“大爷”，我也就随着叫了。
叶大爷也是票友下海，哪晚儿干劲儿正足，到处“打地”（找演出地点）、“拴班儿”（组织剧团）。他看我的身量儿（个子）不矮，虽然年龄小了点儿，可还能凑合压得住台，又知道已经在明地上出艺了，便向华宝说叫我们俩应一档子园子买卖。
其实找我们俩上园子主要是因为我刚出艺，不用深讲价钱。师傅、师爷都是甩手大掌柜，我的一切都是由师哥华宝做主，师娘只是要钱过日子。
我们是到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北羊市口里的“万年居”演唱，这是一座明三暗九的大茶馆。在这儿演出的演员都是叶大爷邀请的，我记得还有一位女京韵大鼓演员叫常桂芳。
我们应的是“灯晚儿”（晚场演出）。从下午就开始从鼓楼奔地安门，往东走水簸箕胡同、沙滩儿、南河沿儿再向崇文门方向，出城后进花市上三条往东，十几里的路得走一个多时辰（两个多小时）。那晚儿可没有大马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嘛。我们根本坐不起洋车、马拉轿车，就是“铛铛车”（有轨电车）也不敢坐，还得留着钱交给师娘买“棒子面儿”（玉米面）哪。
华宝手里拿着灯笼，我夹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一双布鞋。穿一身细布大旗袍，这就是演出服装。阴天时还得拿着雨伞，要是下雨就要把鞋脱下来光着脚汤水，要不这双鞋就完了。
我和华宝结婚后，叶大爷说：“这两口子经过崇文门的风，崇文门的雨！”所谓风，就是隆冬三九天西北风从崇文门的城门洞儿进来，我们两个人拽着都走不动。所谓雨，就是崇文门的地势低，大车道因年久车辙都成了大深沟，一下雨就要趟水过河，走不好就会摔倒在沟里。
我们在万年居演唱的是中场，唱一段儿向听主儿打一次钱（向观众收演出费），接着再唱一段儿，要是有“戳活”的就再按照听主儿的要求唱一段儿。“戳活”就是观众向演员点唱，由一位负责人拿着扇子，上面写着演员们的名字和曲目，依次向观众介绍哪位演员唱的哪段儿最拿手，请其点唱，由点唱者付给高于平时演唱小费。点唱形式叫“戳活”，而这位拿扇子的负责人叫“递活的”，“递”字按常规应念阳平，音“迪”。
我演唱时每次都是架冬瓜叶大爷拿着笸箩等着向听主儿打钱，有时他和听主儿们混熟了就亲自拿着扇子做“递活的”，专门叫人“戳活”。
我们俩一天能挣一块多钱在当时确实是不少了，可我们依然每天吃棒子面窝头，虾米皮熬白菜、腌老咸菜。我们全家八口人的嚼谷儿（吃的东西）穿戴都指着这点儿钱了。
架冬瓜叶大爷家住在崇文门外法华寺南岗子，离我们演唱的万年居很近。
我到过他家，是几间不大的土房子，那时他虽然是已经下海做艺了，可还做一些小卖买。
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城外头应堂会，半夜回不去家，就随着叶大爷到他家“寻宿儿（音：新休儿，意为借宿。）”。后半夜了还没睡，听外面有人叫门。叶大爷往外去迎，来人都背着几个猪尿泡，里面就是装满的烧酒。他一边忙着一边向我们说：“酒来了！”
这时才知道原来叶大爷还专门贩卖私酒，看见他们把尿泡里的酒倒在酒缸里，叶大爷顺手就从水缸里舀了几瓢水对到酒缸里。看来这买卖不比吃张嘴儿饭差。他还笑着说：“买酒不兑水，死了也做不了鬼。”
叶德林大爷当时也就40岁，长得五大三粗，膀大腰圆，大高个子，大脑袋总是剃得又光又亮，瞧他的外貌根本就不像干这个的，到像个乡下人。
他迷着眼睛一上台就跟私底下不一样了，高门儿大嗓儿，特别卖力气，一晚上能唱三四个大段儿，正是创事业的好时候。那时他唱的都是一用就响的脆活，常唱张云舫先生写的滑稽大鼓名段儿如：《丑妞出阁》、《大劝民国》、《蒋干盗书》、《阔四奶奶推牌九》等。
我们在万年居唱了一年多，与此同时还应一些堂会和临时性演唱。
徐家十不闲·莲花落、八角鼓带小戏儿的堂号是“鸿庆堂”，始终就没有成堂的“拢子”（演出道具），只有多半堂应用的家伙。平时我们只是走“软包”，如果遇上大型堂会演出就到别处租赁或和他们合作。那晚儿一般是租赁“鸿亮堂”的拢子，他们有全份的“守旧”（门帘台帐），演出道具也十分讲究，什不闲的乐器架子和各种锣鼓家伙一应俱全。“鸿亮堂”是孙兰庭家的堂号，他儿子是专唱老梅花调“北板大鼓”的孙茂之。他们家也是子弟八角鼓票友出身，孙兰庭在北城是很有声望的，他和我师爷徐阔山是好友。
我还记得曾经应过崇文门外千芝堂药铺陆家堂会，是在什刹海会贤堂饭庄办的。八角鼓票友陆瑞卿为他父亲办生日，请了很多亲朋好友，由徐家的“鸿庆堂”承办，我和师爷分别演出了莲花落和京韵大鼓，还请了几个单档参加，那天就是租孙兰庭家“鸿亮堂”的拢子。
我和华宝还一起应堂会开场班底，就是在名角儿之前演唱，为他们垫场。我们都在北城住所以很少去过南城和其它远处，除了去过什刹海会贤堂、地安门外大街庆和堂、金鱼胡同福寿堂、隆福寺大街福全馆儿、西单牌楼报子街聚贤堂、北新桥石雀胡同增寿堂等饭庄子。到宅门的府上演唱，一般的人家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比较有名的有南锣鼓巷文董家，宽街儿秦老儿胡同涛七爷家，金鱼胡同那桐中堂家。
走堂会最重视开场吉祥群唱，除了唱群唱腰截《万寿香》和《八仙庆寿》有时还要加演十不闲·莲花落开场。
徐家当年是专应十不闲·莲花落、八角鼓带小戏儿的，每回应堂会必需要打十不闲锣鼓家伙，叫开场“拉架子”，演唱术语叫“发四喜儿”。
应的堂会有大有小， 所以演出的台面和戏码儿 都不一样。我打从学艺时就专门唱京韵大鼓，出艺后曾一度唱金派梅花大鼓。十不闲· 莲花落虽说是徐家老爷子徐阔山传下来的，可我终归没有华宝会的多，也就是会那么几出小戏儿。
我们一般都是先合唱“发四喜儿”，由打鼓的领唱，大家跟着“喝苏儿”（接腔调合唱的意思）。
“四喜儿”有《福禄寿喜》、《五佛儿》、《花名古人名》、《西厢记》和单人唱的小段儿的“架子曲”《一门五福》、《一上台来细留神儿》、《十喜》、《十二月》等。除了《五佛儿》我不会，其它的几段还能想得起来。
当年华宝最喜欢打鼓，还到潭柘寺为“大青爷”、“二青爷”（两位神仙）唱过酬神香会，到庙前的十不闲·莲花落香会必需要唱《五佛儿》。那晚儿哪有女人跟着走会的，这段《五佛儿》在平时的堂会上不用，我也就没有学会。
福字儿添了来喜冲冲，
福缘善庆降瑞平。
福如东海长流水，
恨福来迟身穿大红。（“恨”字唱成“汉”音，禁忌恨音。）
禄星笑道连仲三元，
鹿衔灵芝口内含。
路过高山松林下，
六国封相做高官。（“六”字唱成“陆”音，上口字。）
寿星秉寿，万寿无疆，
寿桃寿面摆在中央。
寿比南山高万丈，
彭祖爷寿活八百永安呐康。
喜字花儿掐了来，戴满了头。
喜酒斟上瓯上几瓯哇。
喜鹊鸟儿落在房沿儿上，
喜报登科独占鳌头。
正月的迎春独占先，
女扮男装花木兰。
手扶万花红拂女，
替夫出征廿九年。
二月里来花芽儿发，
三下寒江樊梨花。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刘金定下南唐四门杀。
三月里的桃花满园开，
九里山前又把兵排。
项羽拉着虞姬手，
盖世英雄落下泪来。
四月里来玫瑰花儿香，
杨贵妃陪伴唐明皇。
君妻入了销金帐，
恰似梨花配海棠。
姐儿在房中绣香袋，
绣出西厢诸人来。
这一边绣的是莺莺女，
在那一边儿绣的是张秀才。
张秀才来你好呆，
为何不跳这粉皮墙来？
墙又高来那楼又大，
姐儿把楼门大敞开。
你是谁家的俏郎才，
标布（当时的洋白布）的袜子蝴蝶梦的鞋。
前门不见姐儿打水，
后门不见姐儿抱柴。
忽听门外叹声咳，
姐儿慌忙走下楼来。
搬了一个椅子郎君坐，
金壶盛酒银壶筛。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
七子八婿，满床笏，
胜似那文王百子图。
那紫金葫芦里面飘仙气，
飞出来十万八千燕蝙蝠。
一上台来细留神儿，
一边是财神，一边是喜神儿。
财神怀抱着摇钱树哇，
那喜神怀抱着聚宝盆儿。
聚宝盆里倒有那金马驹子在，
金马驹子上坐着银人儿，
银人儿手托着八个大字来吧您哪，
愿您：“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
喜得是一门五福，
福禄增，
喜得是二字恭喜，高挂綵红。
喜得是门前倒有三阳开泰，
喜得是四角齐全福寿康宁。
喜得是五子登科麒麟送子，
喜得是六（音“陆”，上口字）国封相状元红。
喜得是七（妻）才子禄您哪辈辈行孝，
喜得是八仙过海各显奇能。
喜得是九凤重阳民安乐，
喜得是当朝一品您哪十字披红。
正月十五闹元宵，
二月二的薄饼卷了一个包。
三月三逛了一趟蟠桃会，
四月初八把缘豆儿嚼。
五月初五的樱桃桑葚，
六月六把《西厢》瞧。
七月十五盂兰盛会，
八月十五月儿高。
九月九登高逛了一趟法塔寺，
十月一又把包袱烧。
冬子月腊月没有什么事，
大年初一吃煮饽饽又把醋浇。
出艺后大约一年上下，师傅又收了一个女徒弟。
这个姑娘姓钟，原名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她比我小一点儿，长得白白的脸，还挺有扮相的，嗓子也不错。
师傅家当时住在旧鼓楼大街玉皇阁（gǎo）后坑儿，钟姑娘家与徐家住斜对门儿。她家里孩子很多，父亲的茶行堂头差事又丢了，只靠做几碗米粉肉到街上去卖来维持生活，因为指望他父亲一人挣钱，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儿。
她父亲知道徐家是吃张嘴饭儿的，就托了一位老街坊来打听能不能再收一个女徒弟。
我师傅徐荣增觉得我能顶上挣钱，再收一个也赔不了，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轰，干脆就收留了这个管吃管住的师妹。
师妹她向华宝师哥学了几个月，也能跟着我们一起上园子应活了。
为了上园子应活有蔓儿，华宝师哥特为钟姑娘起了个“翠”字辈儿的艺名，叫“翠卿”。
一晃就是两年多，师妹人也长大了，可还是那几段开蒙活。
在上园子戳活时，总有几个不三不四的年轻人要打她的主意，后来师傅知道后心理很恐慌。想指望姑娘赚钱吧，又没有心计和这些人斗，不维持这些人吧，又怕出大漏子！后来与师哥商量决定让翠卿提前结业，把她早点儿送回家去，结束师徒关系，以免将来出大事儿。
九·一八事变后，翠卿和我们上园子时，有一位东北军官看上了她。那天她刚唱完就靠在廊子边的柱子上与那个东北军官说话，谁想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不久就又走了一步，嫁了这位东北军官。
翠卿每年都到我们家来看看，一见到我的大闺女淑芳（徐少兰）就掉眼泪，不由得就想起了她那被人折磨而夭亡的，可怜的小女儿。
如今师妹早就身归那世了。
一个吃张嘴儿饭的女人在旧社会生存太难了……
于妈是和我一起应园子唱京韵大鼓于俊卿的母亲，是当时北城著名的女“老合”（吃张嘴饭的女江湖人）。她老人家算是女角中年龄最长者，应该是我师爷徐阔山那一代的。
这位老太太当时有五十几岁，是个白净脸儿个子不高的小矮胖子。能唱莲花落、时调小曲、各种大鼓，她女儿的京韵大鼓就是老太太教的。
于妈好像没有江湖门户（没拜过江湖门的师傅），就靠在北城的几个宅门中应“家档子”（定期或不定期到宅门家中串演）。家档子不多或接不上的时候，也临时搭班演出。不管是南锣鼓巷“文董家”还是迺兹府 “书刘家”，哪位主子的生日、满月甚至阴寿的日子，她都了如指掌。只要是本家有个喜寿事，她就打着一副竹板到府上应堂会。这几家的老太太、姑奶奶、阿哥、格格们，甚至是管家、老妈子们，没有一个不欢迎于妈唱的小曲。因为带弹弦的伴奏，还得由唱主另给一份儿开销，所以于妈就索性不要弹弦的伺候。她一人单打独斗的干唱，吐字、行腔反而让人听的更清楚，再加上于妈天生的一条好嗓子，只要听过她的唱，就还想再听。
我们有时和于老太太同场，见她在后台还常与谭凤元的哥哥谭伯儒等“砸卦”（江湖春点：拿对方开玩笑的意思）。刚刚一见面就说：“喂，你合适了！”弄得对方不知其故，若不知声时，她便说：“你瞧瞧，合适了吧！合适了就不言语了嘛！”若是对方说话时，不管是“不合适”还是其它什么时，她便说：“ 你瞧瞧，不合适了吧！翻儿了吧！”她还为华宝师哥起了一个绰号叫：“小镐头”，因华宝当时对什么事情都打听清楚，喜欢对事刨根儿问底儿。
什刹海荷花市场的杂耍大棚在北城是很有名的，北城年轻的女角大都是在这儿的园子里练出来的。
记得当时的荷花市场与日伪统治时期不一样，莲花落、杂耍大棚有两三个，还有个别撂地演唱的。每年旧历五月初一到七月十五是市场大棚演出的时期，有时遇到天热夏长时还可延续十几天。这些大棚都是用杉篙搭的架子，一半插在水里，一半在水上，另一边用木板搭在河堤上，外面用芦席遮盖，临水的一面留有较大的窗户。演出的杂耍大棚都在会贤堂饭庄一带，我去演出的大棚在饭庄的斜对面靠东。在小石桥南面靠岸还有一个傅士亭的大鼓书棚，说的是铁片大鼓（乐亭大鼓）长篇曲目《呼家将》。
往南还有三个大茶棚，也是用芦席搭盖的。在门口有两个穿白小褂儿的年轻小伙计，他们手里拿着青布掸子，一边招呼喝茶的茶座儿，一边用手中的青布掸子为进来的茶座儿们掸尘土，都是从上往下掸扫，一直掸到鞋面上。因为当时的市场是建在一条长堤的土路上，脚下都是黄土灰尘。他们是这样招呼客人的：“高台眼亮看荷花，里面请吧您哪！”
什么爆肚、年糕、扒糕、凉粉、灌肠、炸糕、西瓜等，一些不计其数的浮摊，以及各种小孩玩的耍货摊，还有个专卖河鲜儿的郑家藕局大棚。总之，一切庙会上有的东西在这儿都能见的到。
到什刹海杂耍大棚演出，我应的是第三场，这时随着艺龄增长在台上我也有些人缘儿了。这个班子是唱十不闲·莲花落的联辑武先生的儿子联筱波拴的，他们家的堂号叫“鸿翠堂”。
华宝和我是被联筱波找去的，华宝除了给我弹弦外还要再为其它几个角伴奏。我除了常唱的几段京韵大鼓《包公夸桑》、《层层见喜》、《昭君出塞》、《头本蓝桥会》、《改良劝夫》、《刘二姐拴娃娃》、《醒世金铎》、《南阳关》等，有时因后场有好角的京韵大鼓，在曲种上为了不和别人冲突，只好避开京韵大鼓，改唱铁片大鼓《拆西厢》、《武家坡》、《拷打红娘》、《妓女告状》、《马前泼水》等，当时还没有什么梅花大鼓的段子。
头场是北城“鸿亮堂”十不闲·莲花落老前辈孙兰庭的儿子孙茂芝唱的老北板梅花大鼓，葛恒泉唱第二场联珠快书，华宝也为这两场弹弦伴奏。中场是吴小山、狄福来的文明戏法儿。后面就是王佩臣的铁片大鼓，后来人们对王唱的大鼓改叫“醋溜大鼓”。当时的王佩臣还没唱得大红，她经常唱《玉堂春》、《蓝桥会》等。后场是联筱波的五妹联瑞茹和六妹联幼茹的京韵大鼓。有时谭凤元也来唱京韵大鼓，当时他还在学刘宝全，没有改唱单弦牌子曲。曾振庭先生还没有改唱联珠快书，到这儿应的是单弦牌子曲。还有老倭瓜的改良滑稽大鼓等，这几位都曾轮流攒底。
联家的买卖道儿都是由联辑武的儿子联筱波掌管着，联家的两位姑奶奶什么也不知道，一切学艺、生活都由哥哥监护。不幸的是五姑娘瑞茹刚刚唱出点苗头来，还不到十七岁就患病早逝了。
后来，六姑娘幼茹在北城算是数一数二的女名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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